东的几千万亩旱田，加上台湾的水稻田，六省一镇的耕地面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数量。
加上今年年景特别好，从南到北都是风调雨顺。于是各地产出的粮食就堆满了粮仓，市场上粮价暴跌。
对于产业化经营农庄的“服务队”来说，粮价暴跌还是可以承受的，只不过是利润下降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耕地面积有限的小民来说，一年到头就指望着拿粮食换盐换布，若是粮价暴跌，日常生活开支就面临很大问题。
所以李植不得不动用财政资金进行保护价收购，维护市场上的粮价。
这样一来，民间的存粮问题全部集中到了官方。几千万石的粮食迫切需要出路。
实际上，粮食过多的问题并不是李植碰到的特定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开疆拓土的国家往往都是农业大国，往往都会遇到粮食过多粮价下跌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因为强势的大国往往会通过战争开拓疆土，而且开拓的疆土往往是地广人稀的地带。这样一来，在新的领土上粮食产量往往会暴增，最后强势国家往往会成为农业大国，不得不大量出口粮食。
比如后世的美国，几百年来不断地打扩张战争，从小小的十三块殖民地为起点，从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墨西哥手上不断掠夺领土，最终成为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巨大国家。因为通过几百年的侵略得到了大量的耕地，美国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每年美国出口的粮食，以亿吨记。
在李植穿越前的二十一世纪，美国的外交官每日和其他国家谈的，就是威逼利诱要求其他国家降低粮食进口关税，允许民间大量进口美国农产品。
李植面临的问题，和美国差不多。李植需要用粮食交换国外的物资。朝鲜和日本当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更大的市场，还是人口近亿的大明南方。
和朝气蓬勃的六省一镇不同，大明的江南此时仍然处在明末的死循环中。因为士绅的统治，社会秩序正在一点点崩溃。不但田赋被压在辛苦耕耘的小民身上，民间的豪取强夺同样十分常见。官府衙门打官司完全看谁有权势，弱势者的产权完全没有保障。
任何一块蛋糕端上来，都是有权势者的盛宴。至于谁创造的蛋糕，根本就无人问津。
在这种混乱下，新田开发就变成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维护现有的水利设施，甚至养肥现有的土地都越来越少人做，粮食产量不断减少。
据明末湖广文人笔记《苑亭杂记》记载，崇祯十六年在湖广永州府，“稻米价每石四两七钱，小麦每石三两七钱”。可见明末不仅北方生产崩坏，南方的粮价也已经涨到了非常夸张的程度。
这么高的粮价，自然是有人吃不饱的。在士绅统治的江南，虽然大规模饥荒尚未出现，但粮食的短缺依然常见。每年青黄不接粮价最高的时候，底层百姓吃不饱挨饿的事情，十分常见。
码头上，韩老头吸了一口烟，说道：“南方的百姓被士绅欺压，吃不饱饭，也是可怜。王爷把廉价的米面卖到江南来，让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能多吃几口饭，也是做一件好事。”
韦老大好奇地问道：“南方的士绅不是都仇恨王爷吗？这几千万石的粮食经手谁个卖出去？”
韩老大又吸了一口烟，说道：“知府知县煽动一下情绪，咒骂几句王爷，让南方士绅捐几百两银子出来拯救自己的命运，士绅们是愿意的。但是这动辄利润几万两的大宗粮食，让粮商们为了天下士绅的利益不做买卖，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士绅们有那么高洁的操守，这大就不会烽火四起了。”
“这家不做买卖，自然有那一家愿意做。我们这粮食买卖在各省的偏僻海港交易，粮商买了粮食去贩卖也不声张。百姓吃到了廉价的粮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