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珏是鲁迅友人马幼渔的女儿，她15岁时写过一篇《初次见鲁迅先生》的作文，内有这样一段：“见了，就行了一个礼，父亲在旁边说：‘这就是你平常说的鲁迅先生。’这时鲁迅先生也点了点头，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我觉得很奇怪。鲁迅先生我倒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都在那儿想什么似的。”
鲁迅个子不高，身体瘦弱，面色黑黄，不常理发。由于长期大量吸烟，全部牙齿呈黑黄色，牙根则是深黑色。去陕西讲学时，有人向接待人员探问：“周先生恐怕有几口瘾吧？”也有人问：“学者也吸鸦片烟吗？”接待人员问其所指，对方答：“周鲁迅面带烟容，牙齿都是黑的，还能说不吃烟么？”鲁迅定居上海不久，与许广平到杭州度蜜月，上火车时被宪兵搜查了一回，车开后又被另一拨宪兵翻箱倒箧地搜了一回。他与许广平在北京戏院看电影时，有个瘾君子摸过来低声向他打听，到哪儿去买黑货。
鲁迅虽有烟容但行动干脆利落。鲁迅晚年的朋友萧红回忆说：“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1920年初，陈独秀到上海，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到其寓所谈话。茅盾说：“这是我第一次会见陈独秀。他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头顶微秃，举动随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
罗尔纲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胡适是校长。罗自称是一个“在学校里无声无息的一点不活跃的学生”，因成绩出众，得到了只有五人入选的奖学金，为胡适所发现，毕业后招至家中，成为胡的私淑弟子。1930年6月的一个晚上，罗去胡适在极司菲尔路的寓所“报到”，恰值胡适在宴请邻居张元济。胡遂把罗介绍给张，张元济起身向罗还礼。罗后来成为史学界泰斗，晚年回忆说：“一位年高德劭神采奕奕的长者向我还礼，使我肃然起敬。”
上世纪30年代初，徐志摩与罗尔纲都借宿胡适家。胡适要罗尔纲每天下午陪徐志摩去北海公园散步，罗回忆说：“徐志摩去公园散步很少说话。有一次，游罢出了后门。有个老妇叫花子向他乞讨。他就站着详细问她什么地方人，家中有无子女，因何流落到北平来等等。他和那老妇叫花子絮絮谈话，恳切有如亲人。随后把袋里的钱都给了她，还在沉思迟迟不走，回家吃晚饭的时间都忘记了……我静静站在旁边，使我如同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那样感受到大诗人悲天悯人的爱。”
金岳霖回忆说：“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的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上世纪30年代，一次金岳霖给陶孟和打电话，陶家的保姆问：“您哪儿？”金竟然一时忘了自己的名字，只好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保姆却说：“不行。”金再三请求，对方仍说不行。金没辙，只好求教于自己的车夫，车夫也说不知道。金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车夫答：“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这个“金”字，终于提醒了金岳霖。比金岳霖有过之的一例是，抗战期间，潘梓年在重庆的一个签名场合也把自己的名字忘了，旁边的人提醒他说姓潘，潘却问：“阿里个潘呀？”
1920年前后的碧云寺住持聚林法师，用蒋碧微的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