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面子。无怪乎中国人的面子，都被外国人占去也。”
1921年，北方人王铁珊出任江苏省长。到任那天，省内高官们纷纷过江，云集浦口津浦车站迎接新省长。车到站后，却不见王的身影。事后才知道王坐的是四等车，已挤在嘈杂的人群中出了站。王进城后，直奔警察厅找厅长报案，称自己的一条腰带被小偷窃走。南京城里一时盛传省长失带事。几天后，这条腰带被找到，其实还算不上腰带——就是一条破布。
卢作孚身为民生公司老板，却不讲究衣着，一年到头穿一身中山装。他为了节省梳头时间，一直剃光头。张群和他开玩笑说：“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弘一法师平时穿一件百衲衣，上有224个补丁，都是他亲手缝补的。
民国初年，一时流行剪辫子。除了一些本来已剪去辫发的留学生，多数人都感到不适应。在江浙一带，年轻人盼着以前剃去的头发赶快长起来，好早点改头换面；老成一点的人多不愿意彻底剪掉辫子，往往留一截，变成了鸭屁股式；农民则多留恋那条长辫子，听说城里的警察手持剪刀，在街上替行人剪发，他们便不敢进城了。也有不愿剪发者把辫子盘起来塞在帽子里。总之，一个旧的时代，是不会一夜间便告结束的。
汤寿潜是民初要人，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任浙江都督。他平时一身土布短褂，头戴箬帽，脚穿蒲鞋，手持一把纸伞，与当地老农无二。后来任交通总长、铁路局督办，他都是这身打扮。据说一次汤从松江乘船到上海龙华巡视工程，官舱里一商人以为这土老杆儿手脚不干净，疑心偷了自己的银插子，一路冷语讥刺，喋喋不休。汤未予理会。及轮船到岸，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汤督办，商人一见这场面，顿时吓傻了，跪地不起。汤则一笑了之。
1918年夏天，张元济一家游北京，住北京饭店38、39号，父子、母女各一间。当时张的子女还是十来岁的孩子，感到北京的一切都与上海不同，很新鲜。一日，张家在北京饭店西餐厅用餐时，进来两男两女，女的都穿旗袍，一粉红，一淡绿，头上梳个发髻。张元济夫人说，这是旗人上层妇女的装扮，一定是满洲贵族。那时汉族女子都穿裙，旗袍是20年代以后才开始时兴的。张家姐弟盯住两个女子看了半天，心想，这在上海哪能见到。
1927年秋，张元济遭绑票，被关六天六夜。其间绑匪发现张所穿绒线衣上有破洞，大为诧异，没想到他们心目中的“财神爷”竟也穿破衣服。
北平时代，知识分子大多穿蓝大褂，西裤，半新不旧的皮鞋；反之则中式服装，满裆折裤腰的裤子。很容易分别。学者邓云乡说：“全城找不出一个穿西式裤子卖西瓜的。”不仅是北平，盛孰真在《回忆我和殷夫的交往》一文中说：“他（殷夫）脸色有些黝黑，身材不高，西发（分头），穿一件浅蓝色爱国布长衫，西装裤，脚上是一双旧皮鞋，一副潇洒的文人风度。”
北平沦陷后，市民生活一泻千里。学者赵荫堂穷得冬天只有一件破羊皮袍子穿，给学生上课时，破羊皮跟面条似的，不时从袖口落下来，他便不时塞回去，沥沥拉拉，弄个不停。
1944年8月15日，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四天后便销售一空。8月26日下午，《杂志》社在上海康乐酒家举办《传奇》茶话会，邀请沪上部分文化界人士和读者座谈。当时张爱玲与胡兰成刚刚成婚，胡兰成回忆：“张爱玲女士穿着橙黄色绸底上套，像《传奇》封面那样蓝颜色的裙子，头发在鬓上卷了一圈，其他便长长地披下来，戴着淡黄色玳瑁边的眼镜，搽着口红，风度是沉静而庄重。”
抗战前，在北平的公共场所若遇见一个戴金丝眼镜，穿蓝布大褂、礼服呢千层底鞋的人，问一声：“请问您在什么地方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