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是共和国的一名上校，腿脚不灵便，又为人耿直，可是人们照样可以不尊重我。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他们至少要尊重我的女儿，毕竟她是妇道人家嘛。我这么干是为了我自己，或许也不是为了让死者在地下安息，更不是为了履行一个神圣的诺言。我把伊莎贝尔带来，不是因为我怯懦，我只是拉她一起来行善。她把孩子也带来了（我估摸着她也是这个想法）。现在我们三个人待在这里，共同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
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以为尸体可能还悬在梁上。其实那几个瓜希拉长工已经抢先一步，把他放倒在床上，装裹好了。他们也许认为这事耽搁不了一个钟头。我到这儿的时候，就等着把棺材抬来了。女儿和外孙坐在一个角落里。我打量了一下房间，心想大夫可能会留下点儿东西，说明他为什么要寻短见。文件柜开着，里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纸片，可没有一张是他写的。柜子上放着那张表格，裱糊得很好，就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张表格。当时他打开那只大箱子（箱子大得足以放下我们全家的衣服），里面只有两件普通衬衫、一副假牙（显然不是他的，他满口牙齿长得又结实又齐全）、一张照片和一份表格。我拉开抽屉，里面只有一些印着字的纸张，都是积满灰尘的旧纸。下面，在最底下的抽屉里，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副假牙。由于长期搁置不用，假牙上全是尘土，已经发黄了。在小桌子上，熄灭的灯旁，有几捆未启封的报纸。我看了看，都是法文报纸，最新的是三个月前，一九二八年七月的，还有几捆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最早的则是一九一九年十月的。我心里想：自从镇上的人给他下了判决书，他已经九年没有打开报纸了。从那时起，他便放弃了他和自己的土地及同胞的最后一点联系。
那几个瓜希拉长工把棺材抬了进来，把尸首入了殓。我忽然想起，二十五年前他到我家来的那天，曾经当面交给我一封推荐信。信从巴拿马来，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写给我的。当时正是大战后期，上校担任大西洋沿岸的总军需官。我又在那只黑黢黢的无底箱里把七零八碎的东西翻腾了一遍。箱子丢在一个角落里，没有上锁，里面装的还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些东西。我记得是两件普通衬衫、一副假牙、一张照片和一张裱糊好的旧表格。在盖上棺盖以前，我把箱子里的东西掏出来，扔进棺材里。照片还是在箱底，上次在哪儿，这次几乎还在哪儿。这是一张佩戴勋章的军人的银版照片。我把照片扔进棺材，把假牙也扔了进去，最后把表格也扔进去了。扔完了以后，我对那四个瓜希拉人做了个手势，要他们盖上棺材盖。我想：现在他又要去旅行了。这最后一次旅行理所当然地要带上他前一次携带的东西。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感觉到，他终于得到了安息。
我检查了一下房间，看到床上落下了一只鞋。我手里拿着鞋子，向长工们打了个手势，他们又把棺材盖抬了起来。这时候，刚好火车拉响汽笛，随即在镇子的最后一个弯道那儿消失了。“两点半了。”我想。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的两点半。死者第一次坐在我们家的桌旁要青草吃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九〇三年同一天的几乎同一个时辰。当时阿黛莱达问他：“什么草，大夫？”他带着浓重的鼻音，用反刍动物特有的那种慢吞吞的声音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