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传闻。至于罗伯特的目的地布鲁塞尔，那里仍然是世界上走私弹药和武器的主要中心之一。阿弗纳对专业术语知之不多——这是罗伯特的专业——但这也是常识，只要你人用得当，钱用得当，你就能从一个比利时商贩那里搞到相当数量的军火，而且可以把它发往西欧各地，甚至更远的地方。
他的伙伴们离开之后，阿弗纳从日内瓦咖啡吧外面的公用电话亭，花了五万块给安德雷斯打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他的第六感觉促使他打的。伊弗里姆说的话已经根植于阿弗纳的脑海之中，就是要打人恐怖组织的网络之中。一箭双雕。毕竟，阿弗纳和他的突击队现在只是一个极小的严密的组织，就像许多地下国际恐怖组织一样。他们跟任何政府都没有官方的联系。他们不受任何提供秘密服务的程序与规则上的约束。他们是独立的。他们是在为一个国家工作——但又不是。
伴随着动荡不安的20世纪60年代声势浩大的毒品—文化—反击—越南—战争—环保主义—女权主义一新左翼运动，大批无政府主义武装分子涌现出来。在这方面，他们与那些一伙一伙的自发的无政府主义武装分子并没什么两样。这些恐怖分子也是在为一个国家工作。但是1972年，很少有人作这样的联想。
为什么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多数自由评论家和政治家才去这样联想，原因很多。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恐怖分子拥护的许多事业和观念给予了巨大的、并不是不应当的同情。尽管绝大多数西方人并不同情恐怖分子采用的方法或“策略”——蓄意谋杀、抢劫、劫机和绑架——许多人容易把狂热的暴力分子看作是把当代优秀思潮不幸推向极端的一些不太稳定、不太成熟的个体。
第二，某国总是在其政府公告中谴责或者至少是不欢迎多数形式的恐怖主义。该国外交部长在一次大会上说，“某些恐怖行为导致了慕尼黑悲剧的发生，这是不能原谅的。”从事该国政策研究的专家们基于某些理由指出，一直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与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后者把前者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客观上”对“无产阶级的胜利”只有阻碍作用。事实上，一些恐怖集团有时候也在公共场合表达他们对“帝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反对——尽管在情感上，他们总是非常小心地不让语言付诸行动。
第三，西欧、美洲、第三世界和中东如春笋般崛起的恐怖集团的杂乱无章、支离破碎、混乱不堪、自相矛盾的人生哲学，很难被看作是单个的政策或想法。有的是宗教狂热分子，有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
当然，世界上的罪恶和紧张不安并不是某一个国家发明的。他们只是认识并且利用了它们。他们不会留下没有拆线的伤疤。如果可以使伤口更加溃烂的话，他们就不会让伤口愈合。如果爆发了一场冲突，他们会把这场冲突演变成一场战争。如果出现了一件事——不管合法与否——他们会等待一个狂热分子出来把它推向极端，然后给他提供武器。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事，他们就会挑起这么一件事。他们精确地估计到，如果给恐怖分子提供补给和训练的话，不用它明确指示或指导，恐怖分子都会四处活动。接下来肯定就要惨祸连连了。
然而，在1972年，这一点还不为人普遍知晓。那些掌握情报的人疑虑重重了，并开始收集证据。但有时候他们会因为太快说出来而失去别人的信赖。其他人如阿弗纳，尽管掌握的分类信息很少，但具备一些经验和很多常识，他对此也开始怀疑了。尽管阿弗纳不知道“谁受益”这个拉丁词语的意思，但他很快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谁从中受益？把周围那些可爱的水搅浑了，一定会有人前来钓鱼。
如果这样，阿弗纳自己也许就要来钓一钓鱼了。就在这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