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显然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不是个人感情的抒发，更想在文学中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即国家民族的重造，这也是沈从文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像鲁迅一样，沈从文也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民族的重要工具。不过鲁迅是启蒙主义者，而沈从文是守成主义者，鲁迅把目光投向西方的现代，而沈从文把目光投向东方的传统。鲁迅的心理充满了恨，而沈从文心理满是爱，鲁迅恨国民的劣根性，而沈从文爱国民的德性，鲁迅重在揭示民族的痼疾，而沈从文重在发掘民族的光辉，他们目的相同，方法不同，走的是殊途同归的道路。
沈从文说：“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在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篱下集〉题记》，1933年12月13日）
沈从文说：“‘感情’若容许我们散步，我们也不可缺少方向的认识。一切散步即无目的，但得认清方向。洒脱只是疲倦的表示，那是一时对道德责任松弛后的一种感觉，这自然是需要的，可完全不是必需的！多少懒惰的人，多少不敢正视人生的人，都借了潇洒不羁脱然无累的人生哲学活在世界上！我们生活若还有所谓美处可言，只是把生命如何应用到正确方向上去，不逃避人类一切向上的责任。组织的美，秩序的美，才是人生的美！”（《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26页）
沈从文说：“我既仿佛命里注定要拿一支笔弄饭吃，这支笔又侧重在写小说，写小说又不可免得在故事里对于‘道德’、‘爱情’以及‘人生’这类名词有所表示，这件事就显得划分了你我的界限。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你细心，京九发现比我说到的更多。”（《〈沈从文小说习作选〉序》）
沈从文说：“我们若觉得那些人路走得不对，那我们当选我们自己适宜的路，不谋小就，写作不基于别人的毁誉，而出于一个自己生活的基本信仰（相信一个好作品可以完成一个真理，一种道德，一些智慧），那么，我们目前即不受社会苛待，也还应当自己苛待自己一点了。”（《给一个写小说的》）
沈从文在许多地方谈到道德，但是沈从文所谓的“道德”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道德”，这正是原始儒家意义上的“道德”。著名学者刘洪涛深刻地发现了沈从文小说中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他说：“《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从上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就是弘扬中国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义，即人与人之间的爱。从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在文学理想中找到了爱。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就是一首人与人之间爱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