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当务之急便是弄清是谁来捡垃圾了。
这个似乎不难，环卫所司机和捡垃圾的那帮子都熟悉。
当下唤来几个问了问。
说确有人在这里捡过垃圾了。
一共有三个人，一五一十说出了姓名、住址。
坐镇衡山俱乐部指挥两路人马开展调查的刘金城。
听了部下的电话汇报，当即下令：“立即分头找那三人调查！”
那三个捡垃圾的，都是男子。
一个名叫许增民，一个名叫杨帮国，一个名叫张阿大。
这三个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许增民原是上海汽轮机厂的工人，34岁。
1968年因在人民广场调戏妇女而被公安机关处劳动教养2年。
期满解教后不能回原单位，又找不到工作。
妻子已离婚出走，无以为生。
就靠捡垃圾度日子。
杨帮国24岁，68届高中毕业生。
1969年去了贵州山区插队落户。
1970年春，杨帮国回沪探亲。
因无旅费，不得已趴车逃票，不慎失足受伤，右脚无法治愈，行走不便，成为残疾人。
他的受伤情况有些特殊，铁路部门不负责，插队的地方也不管，家乡上海更是不搭边。
而他一张嘴巴总要吃饭的，无奈之下便倒流回沪，以捡垃圾为生。
张阿大的情况与许增民、杨帮国有所不同。
他是个年近60岁的老头，江苏盐城人，原是上海一家机械厂的工人。
1965年，他所在的那家工厂奉命内迁，去了四川什么地方。
张阿大听说要去外地，说什么也不肯挪动，结果失了业。
他的妻子是同厂职工，响应号召支内了，嫌他落后而离婚了。
这样，张阿大就孤身待在上海，安排工作自是黄粱梦，便动起了捡垃圾的脑筋。
他在解放前从苏北逃荒刚到上海时，就是靠捡垃圾为生的。
所以这会儿算是重操旧业，日子过得倒也有些滋味。
找许增民谈话，对于干警来说最为容易。
和他的谈话乃是派出所民警的日常工作，所以是一唤就到。
许增民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来到派出所，往角落里一蹲，一双眼睛滴溜溜地瞅着两个便衣干警。
干警问过姓名后，开门见山点明了本意：“你今天早晨去北新泾捡垃圾时，有没有捡到过一个杯子？”
许增民想了想，慢条斯理地开腔道：“我去北新泾了，捡到了几个玻璃瓶和废纸、破布、两本旧书，还有……”
干警打断道：“废话少说！就说捡到过杯子没有？立刻回答！”
“许增民，跟你明说吧，这杯子可是非同小可的重要。
你若是捡到的，趁早承认交出来，事儿就算完了。否则，对你可是大大不利，你掂量着吧！”
许增民摇摇头：“我真的没捡到什么杯子啊。”
干警提醒他，由于对他所说的话不相信，所以有可能要到他家去搜查的。
话音刚落，从许增民的眼睛里犹如流星划破长空似的倏地闪过一丝惊慌。
这自然没能逃过干警的锐眼，于是紧紧地盯着他：“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定当后再作决定。”
一分钟很快就过去了，许增民还是那句话：“我真的没捡到啊！”
由于许增民刚才眼睛里流露过惊慌的神色，所以干警说什么也得去他的住处光顾一趟的。
一摊牌，许增民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既然你们不相信，去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