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政治原则而非个人的道德原则和宗教理论来指导和证明的，它诉诸的是那个构成政治秩序基础的共有正义观。
3．它是一种公开的行为。
4．它是一种非暴力的行为。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表达深刻和认真的政治信念，是在试过其他手段都无效之后才采取的正式请愿，也是因为它是在忠诚法律的范围内（虽然是在这范围的边缘上）对法律的不服从。这种忠诚是通过公开、和平以及愿意承担违法的后果来体现的。
马丁·路德·金也曾对他领导的“公民抗命权”运动的基本原则“非暴力反抗”（nonviolentresistance）作过详细说明，他认为这一“非暴力反抗”的6个特征是：
1．它并非消极，而仍是反抗，且从根本上说是强者的手段；
2．它不寻求打败或羞辱对手，而是要赢得他的友谊和理解；
3．它抵抗的目标是指向邪恶本身而非在行这种恶的人；
4．非暴力反抗者愿意接受痛苦而不报复，接受对方的打击而不还击；
5．非暴力反抗者不仅避免外在的物质暴力，也避免内在的精神暴力，即不是恨，而是爱对方。这里的爱不是爱欲，也不是友谊，而是指一种冷静、理解、善意、寻求保存和创造共同体的爱；
6．非暴力反抗者深信世界是站在正义一边的，深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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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对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公民抗命权”运动及其所蕴含的根本的非暴力精神已经有了一个概略的印象，下面我们试具体联系与本书相关的材料，来对一些可能容易引起误解或混淆的问题作一些说明。
第一，“公民抗命权”是一种特殊的“违法行为”，它是一种出自“善意”“良知”或者说强烈的“正义感”的行为，至少行为者主观上是如此认为，也得到相当多的人的如此承认。但即便如此，它又确实仍是一种违法行为，确实违反了当时的法律、法规或政令。所以，马丁·路德·金等领袖在发动这种斗争时是不无犹豫的。当然，他也不是要推翻整个法律体制或政府，他甚至试图更忠诚于他所理解的“宪法”或“宪法精神”，他始终是一种改革而非革命，更非旨在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亦非具有绝望情绪的恐怖活动。这是马丁·路德·金始终强调的。
第二，抗议者之所以采取这种违法行为，而不是在守法的框架下寻求问题的解决，常常是因为违法者觉得在法律的框架内已很难解决问题，或者说需要旷日持久的时间和程序，已经让人很难等待。这还意示着，在一个法律基本上能够顺应民意的社会里，抗议者常常并不是处于多数，而是处于少数，而多数对于这少数感到的痛苦常常并不能完全感同身受，因而容易流于麻木。所以，抗议者希望通过某些相对激烈的行动、通过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集体违法”行动来刺激多数，来唤起他们的正义感，而绝不是要把对方消灭。
具体到马丁·路德·金所开展的斗争，那就是，他以及追随他的人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不代表多数，而只是少数，他所面对的对手，甚至可以说也主要不是美国联邦政府，而是普遍的南方白人，这些人在南方许多地方居于多数，在市议会中占据支配地位，其中一些人同时还是权力机构的执掌者或执行人。这些人代表着另一种“民意”，是一种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居于多数的“民意”，这种“民意”不仅是地方政府要优先考虑的，中央政府也不敢小窥。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马丁·路德·金所遭受到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就来自这一“多数”──其中包括麻木、冷淡的多数人和一些激烈的少数人──像爆炸、刺杀、恐吓大致就是后者所为。
第三，所以马丁·路德·金及其运动成员确实需要一种很高的精神、意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