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范的早有当编委会主要成员之意，但鉴于他做的主要是编辑工作，编委会和主编从未同意。后来，范等人就提出了一个署名方案，其中，要范当常务副主编。还说这个方案是按我们的意见力争来的。署名权天经地义，向谁力争！他们的提名，均未获我们任何形式的有效认可。
“一个多月后，编委会成员到北京，多次要求与范编辑等协商他们所提的名单，均遭拒绝。他要我们交出名单，怎么署别管。并以不听他们安排，便不署作者名、只署学校名相要挟。我们只得将‘编委会学科主编、撰稿人和审稿人名单’交给范等。这期间十余日，他们一直拒绝协商。范的哥们儿说：‘现在署名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范说：‘我怕你们？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此后，范又多次拒绝编委会成员看校样上的署名和前言。安徽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曾打长途电话到北京，要求尊重作者权益。范接电话说，署名方案是出版社和书店的意见。后来，范等还打长途电话到合肥，对编委会成员说：范不当主编，这本书就出不了！
“编委会成员再次赴京找到范。范边看电视边说：‘这本书没法出了，停了。咱们该了结后事了。’然后便悄悄离开招待所。我们找到范的姐姐家，范避而不见。后来多次打电话，终于找到了范。他说：‘我看你们要学会妥协。’
“出版社有人替范说话，说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应当当主编。‘你们学校的公函和电报，我们不睬。我们跟安徽大学没有关系。署名就是这样。你们如果不满足，就去告我们出版社吧！’
“就这样，《中国百科大辞典》出版了，严重侵权成了既成事实。一个不该当编审委员会主委的人当了主委，范成了第二主编，并加上了这样一些名单：副主编一人、常务编委八人、编委二十五人、撰稿审稿人九十一人。前言也是在编委会根本未见的情况下，落上了‘编委会’之款……”
编委会并不否认范在此书出版过程中的劳动，但认为他只是许多编辑中的一个，劳动量毕竟有限。他的署名应是责任编辑，而不应当是主编。
编委会还反映了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范编辑多次要编委会和主编给他个人委托书，但未能如愿。他背着作者，以这部书稿的主人的身份同两个书店签订了协议。他一会儿代表出版社，一会儿代表研究所，一会儿代表编辑部，一会儿代表书店，一会儿代表作者。实际上，他一个也代表不了，只代表他自己。
此书印刷期间，编委会的同志为了看校样上的署名，曾问范究竟是在哪家厂子印刷的。范为使强行署名的目的得逞，谎称在新华印刷厂，编委会的同志赶到那里，却扑了一个空。这一切得逞之后，范给一位副主编写信说：“书已出了，跟我们打官司，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吃亏的还是作者。”
在翻阅了这桩侵权案的有关材料之后，我们有理由判断：它的背后有一个很复杂的背景，有一团十分复杂的涉及多方面的关系。为了清晰起见，勾画的这段侵权经过，其实只是案子所反映的表面现象。深裹在其中的各种人物的动机、手段、利益，是根本说不清的。
尽管申诉信写得慷慨激昂，尽管加盖着红色的校章，但事情最终可能真的“不了了之”。难怪有些作者说：这下只有自认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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