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决战”。这事是有凭有据的，被证明的事还有，他曾救过一个年轻人马丁·维斯特迈尔的性命：一个党卫军指挥官要把他作为逃兵清洗掉，而施特劳斯在最后一刻鼓起勇气成功地进行了干涉。一个德裔美军间谍埃尔内斯特·F·豪瑟为他写了一封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推荐信，称“他英语说得非常好”。它成了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进入政治生活的入场券（他后来用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推荐信对豪瑟进行了回报）。官官相护，这是他的一条基本经验，所有的关键在于，认识有着合适的“朋友”的合适的人。人们是从副区长的职位开始认识他的，并且他也是舍恩地区基督教社会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成为正区长，还是巴伐利亚文化部的参议。作为最年轻的议员之一，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1949年进入了第一届德国联邦议院。有时候，赶上某个星期五，他会从波恩回一趟慕尼黑。火车上，他非常骄傲地付他的车票钱，这笔钱当时是在2000马克的议员津贴之外用现金报销的。弥补、赶上、向前——这是年轻的战后一代的思维方式，他们失去了太多的时间，生命的时间。在舍恩地区和波恩的奔波之间，施特劳斯告别了他到那时为止的生活目标——他不再想成为平静的学者，埋头于旧纸堆和文献，而是想达到特别的高度，直至政治权力的中心。他想变得有权势、不可动摇和富有。“政治就像传染病，我们无法就此脱身。”他的同僚弗里德里希·齐默曼回顾道。没有一个政治家像施特劳斯这样，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一直被彻彻底底地审查。从那时起，年轻的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就开始面对整整一个编辑部的团队——《明镜》周刊的人已经等在那儿了。首先出现的只是说明这位部长性格的故事——绝对毫不留情。已经完全是知名人物的施特劳斯在这篇《明镜》周刊的故事里被描写成一个并不真正确信自己意义的人，并且因此想从别人的举止上去证明它。当这个国家的高级将领们被约到他那儿去的时候，都会发抖。而且总是有“坏家伙”，像年轻的波恩交通警西格弗里德·哈尔博姆，他想拦住部长的汽车，因为它违章行驶。但施特劳斯命令他的司机列昂哈尔特·凯瑟尔不用理会。在被举报后，施特劳斯到波恩警察局长那投诉：“他们对我就对那些市场上的妇人一样！”并要求开除哈尔博姆。针对哈尔博姆的诉讼程序持续了好几年，并最终以年轻的警察宣告无罪而终结。他确信，在交通规则面前所有的司机都是平等的。哈恩伯姆成为了人民英雄，作为民主化开始的证明，他的声名甚至远扬到遥远的纽约。
连续好几个星期，人们都去向他在联邦总理府前十字路口的岗位上献花。比这件事情绝对要糟糕得多的是，《明镜》周刊在几年之内调查并公布的有关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金钱和腐败的丑闻。人们仔细地对他进行了调查，却找不到哪怕一点儿证据说明施特劳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施特劳斯有非常独特的、所谓西西里式的友谊观：家庭和朋友可以超越法律。这是从施特劳斯的朋友、律师彼得·德克开始的。他和意大利的炮弹生产商西梅尔是朋友，因此西梅尔就得以向德国国防军卖出2200万马克的榴弹炮，使德克能够从中获得８万马克的回扣。这件事成了当时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做出很多决定的模式。在建设和装备国防军方面，他有难以想象的大量的金钱可供支配，而且必须很快花出去。不仅不是朋友，而且据施特劳斯自己称，他当时完全不认识已经潦倒的前企业家阿洛伊斯·布兰登施泰恩博士。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4）
然而，我的天，他是茨维克纳格尔博士——玛丽安娜父亲的老朋友，玛丽安娜的“阿洛伊斯叔叔”。于是有人——施特劳斯坚决否认是自己——促成了布兰登施泰恩和国防部负责采购的贝克尔上校见了一次面。这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