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关卓凡知道他为什么叹气，狡黠地一笑：“博川，你放心，这件事情，咱们一定做得成。我和你，都不会那么容易‘粉身碎骨’的。”
文祥精神一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然妙之极矣，可关贝子何以有这样的底气呢？
关卓凡的“改革八旗”，其实是对旗人的广大下层开刀，并不直接触动旗人上层的利益。普通旗民既不掌握政权，也没有话语权，他们的声音，得通过本旗的上层，才能传达出来，形成舆论，影响施政。
如果旗人的上层——主要就是宗室，不肯出声的话，普通旗民就是案板上的鱼肉，任关卓凡宰割了。如果是汉人，还得担心他们会不会造反；旗人，连这个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那么，怎么才能保证宗室们少说两句呢？
当然不能靠吓。关卓凡还没那么大的势力。即便有了，人家嘴上不说，脚底下使绊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招，多了去了。
要想法子，叫他们真心实意地拥护“改革”，至少，反对得不是那么坚决。
听起来天方夜谭，可其实说穿了非常简单，一个字，“买”。
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都是新政动旧政的奶酪，然后激起既得利益者的强烈的反抗，于是改革半路夭折。在农业社会，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因为生产力有限，奶酪就那么大，我多了，你就少了。不你死我活，分不清爽。
进入工业社会，就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了。
工业化创造出了大量的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社会财富的增加，从缓慢的代数级数，变成快速的几何级数。社会财富的获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由甲转到乙的过程。
就是说，社会财富增加的方式和速度，使新、旧两个阶层，第一次有了共同获益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关卓凡有了向旧的统治阶层“赎买”支持的可能性。
至少，短时间内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把这种可能性“变现”，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改革的阻力。
关卓凡打算筹建一个叫做“奉恩基金”的东西，专门对在京的有爵位的宗室发放“恩俸”，以及为生活困难的闲散宗室提供补贴和低息贷款。
“奉恩基金”的资金来源，在名义上，明确定为：从各地开办的新式工矿企业的盈利中，按比例抽取。
清朝的宗室到了这个时候，生息繁衍，总人数得以万计了。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在盛京，主要是远支宗室——这部分关卓凡是不管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实际上是被皇室“监视居住”的对象，没有什么话语权。
关卓凡要对付的，主要是居住在北京的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宗室，又分成两部分，一小部分有爵位，大部分是所谓“闲散宗室”。
这两部分要区别对待。
身上有爵位的宗室，是真正掌握话语权的。
在京的宗室，身上有爵位的比例很低，远支的比例就更低，有的不过百分之几。这有赖于清朝独特的“降袭”封爵制度。即爵主去世后，他的爵位只能由一个儿子继承，而且，是降一等继承。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前明宗室爵位泛滥的情况。
关卓凡算盘中的“恩俸”，说白了就是给有爵位的宗室发多一份工资。
清朝有爵位的宗室的名义工资，其实并不算高。最高的亲王一年一万两银子，最低的奉恩将军一年不过一百一十两。关卓凡这个固山贝子，瞅着威风得很，一品大员都要下跪请安，但一年俸银不过一千三百两。
而且，爵位的分布，由高而低，完全是一个金字塔形状的走向。塔顶的亲王，不过十来位。
关卓凡算过一笔账，如果仅仅是给这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