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几位拜访的对象的选择，都有讲究。
恭王和关卓凡并为首辅，同时主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祥兼着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郭嵩焘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杜立德虽不肯自居外交使节，但他的事情，在中国毕竟属于“洋务”的范畴，而中国的“洋务”，在中央层面，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顾问委员会”负责。拜访首辅，是礼貌；拜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顾问委员会”的主事者，则扣着“洋务”，算是题中应有之义。
曹毓瑛是兵部尚书，杜立德是现役军职，拜访中国的兵部堂官，“单位对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朱凤标是武英殿大学士，万青藜是礼部尚书，杜立德拜访这两位，可就匪夷所思了。
朱凤标和万青藜本人，更是大大出乎意料。
可负责通知此事的军机章京带过来的理由却令人无法反对：杜立德“进京受爵”，主其事者正是礼部，当事人拜访“接待单位”的“主管领导”，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万青藜瞠目以对。
朱凤标也晓得了为什么自己要和洋鬼子会面了：礼部“管部”的大学士，正是他朱中堂。
这个别扭啊！
双方会面，该如何见礼呢？还有，都说些啥好呢？——对了，不管说啥，不都是“鸡同鸭讲”吗？我们可听不懂洋文啊！
都无妨的。先说见礼。洋人见礼，都兴拉手，咱们不兴这个，就作个揖好了——咱们作揖，洋人鞠躬——看，礼节上面简单得很。
再有，听不懂洋文没有关系，同行的丁提督会说洋文，他可以充当通译。至于说什么，不过是“今天的天气呵呵呵”，路上辛苦了，家里人可好？等等等等。
不过，话虽如此说，关卓凡其实并未轻忽朱凤标和万青藜的顾虑。为尽量减轻这两位“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首次直面洋人的手足无措感，关卓凡亲手拟了一张单子，上面的内容，是在这种场合如何进止、说些什么——既契合朱、万二人的身份，也符合一般国际交往的惯例。
这份“小抄”，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会面的时候，朱凤标、万青藜“照本宣科”，杜立德也没有随意发挥，会面的过程，其实相当顺利。而杜立德对中国官场会面的规矩，事先做了足够的了解，一切中规中矩。
见朱凤标的时候，杜立德称其“朱中堂”——虽然怪声怪调，但不需要丁汝昌翻译，朱凤标就能听出这个洋鬼子是怎么称呼他的；见万青藜的时候，杜立德称其“万部长”，翻译过来，当然还是“万尚书”。听着虽然略觉别扭，但总不成叫“文翁”、“文公”啥的？
万青藜字文甫。
临告辞的时候，这个洋鬼子居然有礼物致送。
杜立德送给朱、万二人的礼物是一样的：一块大大的金怀表。
这份礼物，既贵重，又实用；而且，虽然新奇，但洋务办了这些日子，怀表这个东西，即便在卫道守旧之士那儿，也不再被视作“奇技淫巧”。因此，不论朱凤标，还是万青藜，对这份礼物，都是可以欣然接受的。
除此之外，每人还有八支红葡萄酒。
这种洋酒，朱凤标和万青藜都是闻名已久的了，但在北京，即便达官显贵，也只有恭王、关贝勒这种既洋派、又有“来路”的人，才能喝得上这种酒。而这种酒，大约也不能算作“奇技淫巧”了。
杜立德还在一边絮絮解说，“葡萄酒养颜活血，药性王道，对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有益。”
“朱中堂”和“万部长”，都是满面笑容，表示“杜将军厚赐，受之有愧”。
会面之后，会面之前的别扭忐忑，基本烟消云散。洋鬼子和洋鬼子的东西，看来也不是那么讨人厌嘛。
借礼部“主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