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在经过的镇子上找了个钱庄，把抢来的洋鬼子的钞票兑换了一些，变成了银元和一些零钱，也不算多，总共有三十多元。
当时的上海是全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一批华资银行、侨资银行相继在上海成立或分设，加上进驻外滩的外资银行，金融机构云集黄浦滩，因而外滩有了“东方华尔街”之称。
有实力的外资银行纷纷发行纸币，又叫银元票，有英国的汇丰、麦加利银行；有美国的花旗银行；有德国的德华银行；有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有中华合资的华俄道胜银行。
因为币种繁杂，而中国老百姓在废两改元前还是习惯于用银元、铜元进行交易，所以钱庄和兑钱小店遍地都是，甚至还有上海人称之为“马路银行”的街头兑换亭。
可别小瞧了这三十多块银元，按照当时的物价和月工资标准，织布工为二两银子，轿夫和苦力是三两七，大米每百斤五六两左右，这三十多块银元差不多已经是普通劳动者一年的收入。
洋鬼子挺有钱啊，阿发在一个估衣摊上买了半新的衣裤和一顶半新不旧的帽子，把钱和枪贴身藏好，心里还嘀咕着。他觉得以后若是缺钱，可以从洋鬼子身上打主意。
就这种想法来说，阿发算是比较独特和勇敢的了，这当然跟他现在的思想和脾性有关。在当时，庚子事变刚过去不到两年，清廷畏洋如虎，连带着老百姓也深受影响，几乎没有谁敢去招惹洋鬼子。别说洋鬼子了，连信洋教的也沾了光，“奉旨保教”的官府在涉及到他们的时候，处置起来也异常谨慎小心。
路上花两个铜板搭了辆驴车，已经不是阿发的阿发终于在天擦黑的时候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塘桥。
据说，塘桥原来叫糖桥，也曾是一个繁华热闹的集镇。镇上开着很多糖，经销各式各样的糖。什么白糖、黄糖、红糖、青糖、粗糖、细糖、绵糖……江西、两湖、山东、山西等地，都有商人到这里来运糖。因为糖多是来自台湾和福建南部，那里的塘桥还曾流行过闽南话。
等到上海开埠后，海上来的糖船便改泊在大东门外码头，大东门便成了新崛起的糖货集散中心。塘桥就渐渐由盛转衰，慢慢地变成一个普通的集镇了。
塘桥有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通衢大街，兴盛时，由这里通向塘桥镇码头总是人来车往，熙熙攘攘的，大道两旁则是各具特色的商铺。但现在，却是行人很少，很冷清的样子。
第四章 破家、苦日子
大街走完了，土道坑坑洼洼，阿发在破旧的巷子里穿行，终于来到了自己那更显破败的家。
院门斜歪着，一个门轴已经脱落，似乎一碰便要掉下来。阿发皱着眉头，站在门前犹豫着，更多的记忆让他有些难以迈动脚步。不是什么近乡情怯，而是那有些惨痛的儿时经历。
阿发的父亲，人们都叫他黑皮二贵，人晒得黝黑，脾气又暴躁，还好喝酒，喝多了还特别的好找毛病，动手更没个轻重。塘桥衰落下去之后，原来在码头上扛活的二贵只好另找活计。反正是干啥啥不顺，赚钱艰难，他难过，难过就喝酒，喝多了就拿老婆孩子撒气。
小时候挨了多少拳脚，阿发已经记不得了。即便是被打得连躺好几天的次数，他也不是确切能算出来。母亲的早亡，忍饥挨饿是一方面，经常挨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阿发的离家出走，虽然有他不学好，偷鸡摸狗的因素，但追根究底，从小的家庭教育和生存环境，也是逼使他改变的主要方面。
就这么呆站了好半晌，阿发才侧起身子，小心地从院门旁闪了进去。两间破屋子，里面连个灯火也没有，也不知道是荒废了，还是人都没在家。
拎着两包刚从镇上买的点心，阿发在院子里小心地走着，心中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的选择是个错误。或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