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十天，他说：“十天之后，我若是不回来，你也不要着急，但你可以到记者站找司站长问一下情况，必要时让他到公安机关报一下案。”
妻子说：“你越说我越害怕，咱不去小煤窑私访不行吗？”
“我一定要去！”他的表情和口气像是有些悲壮了。
“你去看看就行了，能不下窑就别下窑。”
“开玩笑，不下窑怎么能知道窑下的黑暗！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会随机应变的。”
他的那些旧衣服旧鞋和旧被子亏得妻子没舍得扔掉，从床下的旧木箱里一翻就翻出来了。他换上旧衣服，把头发揉乱，对着镜子照了一下，着实吓了他一跳。他似乎看到那个高考落榜后曾四处流浪的落魄青年又回来了。他曾以为那个倒霉蛋已离他远去，再也不会回来，谁知道呢，眨眼工夫，那小子又立在他面前。那身发着霉味的衣服，好像也在以皱皱巴巴的表情笑话他说：“你不是已经混出人样了吗，不是把我们抛弃了吗，为何又回到我们的怀抱，你这是玩的哪一套？” 周水明苦笑了一下，体会到人的一张皮原来这么重要。她穿上那身皮，就是一个体面的记者；换上这身皮呢，就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
别看妻子自己愿意从垃圾堆拣裤衩穿，却不愿看到丈夫穿旧衣服，她说难看死了，让丈夫把衣服脱下来洗一洗再穿。
周水明说不能洗，一洗就没有现在的味道和效果了。
三
周水明把冷眼装在脑子里，是以十分清醒的状态被骗工的骗子骗走的。他原以为遇到骗子不是很容易，准备花一天或两天时间把自己送到骗子手里。不料骗子遍地，刚走一个，又来一个，他只用了半下午时间，就与他预先设定的骗子遭遇了。
他选择的地方是一个长途汽车站，全省各市县的汽车都往这里开，有人下车，有人上车，这里是来往旅客的一个集散地。加上汽车站对面不远就是全国有名的枢纽性火车站，更使两站之间的广场形成了人的洪流和若干个人的漩涡。不少人拉着箱子，背着挎包。在匆匆行走。不少人边走边对着手机说话。一个包工头模样的人对着手机大声骂人，嚷着他一定要报仇。不少人在散发小广告。不少人手拿写着所谓国营旅馆的硬纸牌在招徕顾客。不少涂着红嘴蓝眼的“野鸡”在悄悄拉人的衣角，问人要不要找个地方快乐一下。当然也有不少带着以塑料编织袋子为包装的粗笨行李的民工，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眼巴巴地等着用工的人把他们领走。记者站设在省政府附近的一个省属行政机关，离这里并不是很远，但他觉得这里和那里判若两个世界，他到了这里如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他有些兴奋，意识到他的体验已经开始，可以进入采访状态。如果是往常，他会掏出自己的小采访本儿，把看到的情景记上几笔。他参加过矿务局矿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学习班，受过一些采访方面的基本训练，其中一项训练要求就是勤动笔。谚语是，好记性比不过烂笔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了，一摸里面是空的，没有采访本儿，也没有笔。他的动作是习惯性的，下意识的。他的采访本儿和笔放进一个小手包里去了，还有手机、记者证、钱包儿、真的身份证等，都放进了小手包里。他把小手包上了小锁，外面还裹上了黑色塑料带，压在铺盖卷儿的最下面。小手包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不能露出来，露出一样就有可能暴露他的身份。他看过一个资料，一个国民党的司令官，战败后化装逃跑了，他本来已逃出层层包围圈，因解完大手用白纸擦了屁股，还是被人认了出来。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接受那个司令官的教训，处处小心，步步谨慎，不能把记者的身份露出蛛丝马迹，只能以民工的身份和面目示人。他也不能待在太显眼的地方，要是碰见井庆平那样的熟人就麻烦了，他现在这身打扮，恐怕得解释一会儿才能解释清楚。他站在汽车站出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