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往往会发现各种不同乃至于彼此矛盾的看法，使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
公众需要认识科学，但是他们该怎么认识，又要认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又有什么方法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整体科学知识水平？传统上，学术界有许多量化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检测一个国家的国民科学知识水平。方法不外乎设定问卷，列出一系列由浅至深的问题，然后让受访者作答，再结集分析，打一个综合的分数。这种方法把科学知识假定为一个稳定的水库，相信有些知识是确定无误的，而且人人都该对它们有某种水位的认识。所以我们才能在基础教育里面设置课程，把这些知识教给学生，觉得那就是现代公民合理的科学知识水平了。可是在前述那些足以左右人类未来的重大争论之中，我们才知道建基于这种假设下的科学教育不单追不上局势的进展；而且也根本没有一套百分之百准确无疑的知识可教。根据科学史家John Pickstone的分析，“公众了解科学”运动渐渐总结出了另一种对基本科学知识的看法，把重点从被动的受教育大众转移到每一个构成公众的持份者（stake holder）身上。意思是先不要预设一大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储备，而要看关注某一个课题的公民有没有相应的知识和判断的能力。例如一个预备要兴建大型化工设备的小区，当地居民或许可以不太清楚基因改造的技术，却不能不知道化学污染的成因与解决它的方式。
就拿今天的中国来说吧，到底要吃下多少三聚氰胺才会中毒，地震又能不能预警，这一切都是大家关注的日常话题，可是在介入和讨论之前，我们有没有充分的底子去理解其间最基本的事实呢？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够不够严谨？过不过关？这一切都是目前的基础教育无法独立完成的；毕竟，我们很难想象中学课程会详细教导学生三聚氰胺的化学式子和检测方式。
因此，科普的工作就变得格外重要了。
从1929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最了不起的杰作，也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庞大的系列出版物。王云五先生当年策划这套文库是为了普及国民知识，替方兴未艾的大小图书馆建立基础馆藏，所以《万有文库》里的每一本书都力求深入浅出，让读者广泛接触各门新知。在这四千多册一千多种的丛书里面，光是“自然科学”就占去了一百九十一种（即百分之十八左右，这还不算“工业科技”、“农业科学”、“医药卫生”、“交通运输”等几个类别），乃所有项目中最大型的一个，也是王先生最引以为傲的手笔之一。
这就是民国文人和出版界的识见了，在他们看来，“赛先生”不只是空洞的口号，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贵客。反观今日中国书市，不仅没有一家大型出版集团会以同样的眼光规划自己的出版品，科普书在市场的占有率上也远远不及史地等人文类书。莫非现在的中国人都已经很懂科学了？连假鸡蛋都造得出来，所以大家也不必再看什么科普书？
我常常怀疑作者是问题的根源之一。不是读者对自然科学失去了兴趣，而是能够引发兴趣的作者太少。我长年订阅《Scientific American》和《New Scientist》，虽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看得懂，但总是被那些作者妙趣横生的文笔打动。身为一个专业媒体人，我有时甚至觉得他们说故事的能力要比我强得太多，令人自愧不如。为什么这么一帮理科出身的家伙能够写得出如此生动的文章呢？且先撇开那些职业写作的“科学记者”不提（这是外国许多主流大报都会开设的职位，专门请一些拥有高等学位的记者报导科技新闻），许多科学家自己就是文化素养相当高的人，能用巴赫的平均律为例轻易说明数学的历史演变，以文学史上的冷僻典故形容“弦论”的争议，顺手拈来，毫不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