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转向，各界议论不一，但多认为这是在国际压力下作出的让步：美国和欧盟的外交运作，一些组织和团体的激烈言辞，甚至法国总统候选人和《华尔街日报》抵制奥运的呼吁，迫使中国不得不退让。事实果真如此么？
由于西方国家对苏丹实行制裁，苏丹主要财源石油贸易长期处于畸形状态，其贸易额、利润和投资主要来自中国；由于军事、金融投资方面的国际禁运和限制，来自中国的武器供应和各种投资合作项目，也成为维系巴希尔政府生存的命脉之一。虽然该政府本身不愿把国家命运寄托一国之上，并采取多种措施，但近来他的腾挪余地越来越小：欧洲各国和美国立场渐渐趋近，在向他提供武器上一度远比中国积极的俄罗斯也转采低调，一直强调非洲问题非洲人自己解决、对非洲以外军队介入苏丹维和态度保留的非盟各国同样开始松口，由于经费紧张、后勤压力巨大、当地局势紧张复杂，实力有限的非洲各国对维和感到力不从心，4月12日，参与非盟达尔富尔维和的四国之一塞内加尔宣布撤出其全部538名军人，理由是在当前形势下非但无法完成使命，甚至难以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一切使巴希尔政府面临一个无奈的尴尬：中国的声音越来越举足轻重，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一现实。
中国这次转变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此举打破其长期恪守的两项底线：只与合法政府打交道，和不对别国内政说三道四，自1963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0国并提出《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以来，这两项底线几乎一直牢不可破。
应该承认这两大底线在原则上无可指摘，在常态下也是合理的，但问题恰在于，发生动乱、需要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维和的热点地区，通常都是“非常态”甚至“严重非常态”的，处于动荡、稳定，甚至无政府状态，对于此，“只和合法政府打交道”无济于事，只给合法政府提供军火也同样可能扬汤止沸，而不干涉内政（包括自己不干涉和不让第三国干涉）更恐养痈成患、酿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地区危机。
事实上，从近年来中国在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朝鲜六方会谈、伊朗核谈判、中东问题）上较以往更活跃、更积极的作为，中国国内方兴未艾、围绕大国如何和平崛起展开的热烈讨论，以及中方政要屡屡发出的愿意承担国际责任，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声音，都可看出新形势下中国正开始审慎地重新思考自身外交战略。如果说上世纪中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更多停留于道义、政治层面，随着中国的发展，其和非洲各层面上都迅速走向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的局面，当今的中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是全方位、多层次、高密度的，石油问题、尤其苏丹一国的石油问题，仅是其中很小的一环。中国当然希望达尔富尔恢复和平，苏丹恢复稳定，当然希望自己在苏丹的石油和投资利益得到保证，但和中国在整个非洲的能源、投资、贸易乃至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利益和影响相比，苏丹的得失只是战术意义上的损益。
近来中国多次表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决心承担更多应尽的国际义务。随着非洲在中国的战略格局中重要性日益显著，非洲各国的稳定、和平也越来越成为与中国战略利益攸关的事件，创造、维护这种稳定、和平，也成为维护中国战略利益的重要一环。中国对传统外交政策和习惯做法的反思、修正，正是在新形势下深思熟虑，所作出的应时之变。中国的转变不是“被推转”，而主要是出于自身考虑的主动选择；促成这一转变的的确是利益，却是远比苏丹石油安全更重大的利益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