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天气还没开始炎热，大家穿着长袖单衣，可我走出考场却出了一手心的汗。几个熟人聚在一起议论题目的变态，我独自走到实验楼底下，拒绝听，结果总会知道的，何不多过几天安稳日子。
半个月后的数学课，老师进来，说不上悲喜，班长喊“起立”、问好、坐下。文艺委员领头唱“请把我的滴歌儿带回你的家~”于是大家跟着唱起来——每周都有几节课这样做，但效果从来差强人意。唱了几句，数学老师实在忍不住，双手置于胸前掌心朝下按了按，示意到此为止。不知道谁笑了一声，全班哄堂大笑，老师一副苦瓜脸：“太难听了。”又是一阵爆笑。
可是接下来的话，又让班里瞬间安静下来。他说：“奥赛成绩出来了。”
大概是这样的：小学生有一种心理，就是自己的事认真聆听，别人的事凑足热闹，逮着机会便落井下石。而成年人永远事不关己的态度，却总是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时候处处跟人咬耳朵：“我跟你说个秘密你不要告儿别人啊……”这就是为什么小学生的大小事物都摆在台面、针锋相对，而大人的世界里主角永远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原因。
谢健峰赶在老师开口之前说出答案：“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
还好，全军覆没。
Part 12。时光荏苒
六年级，“少先队”广播站改名为“红领巾”广播站，我们成了老前辈，开始征收接班人，十个名额，每天两个负责执勤，面试的人很多，三到五年级不等，鱼龙混杂。初选的时候很头疼，三年级的小孩换牙，说话都漏风更别说朗读了，挑到后面没剩多少耐心，有点瑕疵就直接刷掉，不过还是熬了过来。我和玲瑶负责带周一的小孩，因为周一升旗程序繁琐，我俩比较了解步骤，不可推辞。
3月12号，植树节。
周琴芳作为文艺文员，负责组织这场活动。小学除了国庆和儿童节，就属植树节最重要了，我们每个班级找个土壤肥沃的空地，到学校附近的山上移植几棵花草树木，灌溉成长，等到来年的春天比比哪个班级培养的茁壮，无关奖励表彰，无关利益得失，只是为了快乐，傻傻的幸福。
可是这一次却等不到那天了，大家其实都明白，依然心照不宣地登山找苗，可在无人在意的角落，偏过头，轻拭泪珠。
我想，时光是风，童年是流沙。不知不觉间，那些美好的小碎片纷纷扬扬被刮进汪洋大海，融入山河，四海为家；偶尔回忆起来，它们汇在一起，却是比泡沫还要虚幻的海市蜃楼。
我们所拥有的，比我们以为的要少。
临近毕业，广播站会进行一次大清扫，所有的广播稿和过期记事本以及荒废的丛书整理出来，卖掉，聚餐。当我汗流浃背同大家收拾完一切杂物之后，站起身，巡视这个和伙伴们朝夕相处近两年的小小播音室，一如我们的心，被一只黑暗利爪刺进胸腔，血淋淋地掏空，满地的灰尘就是我们挣扎后洒落的血液，触目惊心。
我以为此去经年，定不复相见，可缘分似乎从不甘愿墨守成规，那个小学留着李宇春刺猬头的酷女孩儿，那个对我说“友谊地久天长”的小伙伴，那个敞开心扉一同规划梦想的朋友，那个在我受到威胁极度恐慌时告诉我年轻人就是要叛逆的好姐妹，时隔六年之后在大学公共课里又遇到了。
我以为我们都没变，可我们早已面目全非。
最后一个儿童节，对于低年级同学来说是场一年一度的饕餮盛宴，她们做着各种各样夸张的造型，两束马尾用皮筋和彩带捆起来脱离了地心引力高高翘起，烈焰红唇、眉间一点朱砂，用塑料袋和废报纸套在身上走时装秀，俞灏加入谢玲瑶的街舞团队也算了了一桩心愿。我们班有两个节目，一个是大合唱：《跨世纪的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