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时也要给地主留下一定数量的土地以便让他们自食其力。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赎买的办法。现在的**，已经固化为阶层化的行为，面对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同于过去面对的剥削阶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存在赎买的问题。对既得利益集团采取赎买的方式，使他们接受改革，利用手中权力扶植新生经济体。这是以较小的代价较小的风险实现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实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共生共长的局面。
这个视角一下子吸引了张兴的注意力。
他接下来继续说道，**里面普遍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交易，交易就有自愿的成分，对于双方是互惠互利，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力求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这里面有没有正当合理的要求呢？改革开放富起来，这个富起来。应不应该肯定官员们的富起来也是合理的。官员们也同样需要激励啊，你没有安排合法的渠道方式去激励他，他会不会考虑自我激励。老百姓找他办事他不办，会不会想办法激励他办事。如今这个时代，对官员是不是应该激励，如何激励，已经成为再也不能回避的话题了。公开的主张依然是公仆。结果，官员们却背上无官不腐的政治压力和道德压力，在全民致富浪潮中又独自承担着经济压力，人为压低官员收入。
官员们要保持简朴的公仆生活，有一个全民贫穷的大背景。又有生活供给制和职务终身制提供的制度保证，才不至于使官员们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如今供给制和职务终身制被打破了。继续让他们长久地保持低薪状态，一旦退出岗位立刻就会沦落为贫民。尤其是官员职业风险上升。面临着问责追责的风险上升，低薪加深了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压力。政治地位的荣誉感和道义上的感召，在这样日常的经济压力面前会失去效力。长此以往也会极大损害他们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减损他们的公信力。比较那些变身为企业家的同僚们，收入相差几十倍甚至数百倍。
吴为又继续道，我们这代人刚好赶上低薪向高薪的过渡阶段，我有幸赶上了实行所谓年薪的时代，比较我那些过去的同事，如今一年或者两年的收入就相当于他们一辈子的收入。我如果没有年薪做支撑，日子自然会非常寒酸。这就是工薪阶层的命运。我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背后隐藏着一些正当的行为，比如，规定好的业绩挂钩办法，到年底兑现的时候，上级发现业绩非常突出的个人和单位，如果按照原办法兑现，收入非常惊人，于是毁约，致使下属违法谋取利益。有些行贿者是为了企业或者单位的利益。有些地方官，为地方的繁荣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要远比企业家的贡献大得多，百姓生活在富足适宜的环境中也格外满意。由此我联想到，官员们的低薪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他们的贡献被人为的低估，结果回报率被过分压低，助长了违法牟利。
现在出现了反腐与保护人才、反腐与人身自由的尖锐矛盾。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如果反腐不当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停滞倒退，反腐容易反到自家头上。迫切需要启动良性反腐，加强对反腐的智慧设计，纾解开这个超级纠结。公仆意识随着公仆转变为职业的公务人员，尊重公务职业本身的正当诉求。低薪已经不能反映他们的责任、付出、贡献和承担的风险。反腐要与保护他们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区别开来，才是良途。资本家变身为职业经理人。已经从剥削的道义压力下解放出来，官员们也应从**的道义压力下解放出来。反腐也要解放思想，反腐要与保护人身自由、保护人才结合起来。
我们把**过多地集中在官员的身上。无官不腐，其实。如今职场上几乎存在着无人不腐的现象。
亲耳听到吴为此论的张兴，感到吃惊，这样的说法未免打击面也太大了，他知道吴为善于思考，才没有贸然打断，不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