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这块难啃的骨头被暂时搁浅。
就在这时，忽必烈的御前顾问们告诉他，除了南宋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被征服，那是一个岛国，这个岛国在大唐鼎盛之时曾经挑战过大陆皇帝的权威，战争发生地就在今天的高丽，并且这个国家与宋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
这个国家在高丽人和汉人幕僚的口中，被称作“倭”。
就像日本人不知道蒙古的存在一样，忽必烈也对这个小邦充满了新奇和未知。
三 忽必烈很生气（1）
早在公元1260年3月，忽必烈就曾给高丽国王发出一份诏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可见当时忽必烈还不知道日本的存在。到公元1265年，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建议：“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
所以说，高丽人赵彝来到大都，是忽必烈决心向日本派遣招抚使的一个重要契机。
赵彝出生在高丽咸安（今属韩国庆尚南道），咸安与日本隔海相望，赵彝又通晓数国语言，他被蒙古征服者从高丽带回大都之后，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
据中国《元史》的说法，忽必烈是听了他的建议才有了招抚日本的计划。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忽必烈在中国大陆最强大的对手南宋王朝与日本有着紧密联系，如果能够成功招抚日本，就可以使南宋政权陷入孤立。
不能夸大这个因素——宋日之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保持在民间贸易阶段，日本自顾尚且不暇，为南宋提供有效支援的可能性极小。
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局限，信息不对称，又使得忽必烈很难清楚地知道宋日交往的真实情形。
我们就只能进行合理的推测：听信赵彝所说的宋日交往的频繁和密切只是忽必烈派遣赴日使者的促因，其最根本的动机，恐怕还在于忽必烈内心深处无法遏制的征服野心和建立“远迈汉唐”伟业的欲望。他希望能像汉唐帝王那样，与日本重建朝贡关系，这样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的合法形象。
忽必烈的这种气质，使得他所开创的元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极其主动的姿态向周边区域全面扩张的王朝。这一点，让元代与其他王朝有明显区别。
公元1266年8月，忽必烈派出兵部侍郎黑的为国使，希望在高丽的配合下，对日本谕以圣意，希望该国统治者能识时务，主动与蒙古交好。
在日本方面，全国上下，从幕府到朝廷再到民间商人，可以说对这场即将到来的世纪风雨一无所知。但是一个人除外——他就是日本佛教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上人，早在公元1258年他就写成一本奇书，预言日本要遭受外来入侵。
但是，日莲上人的预测并不是建立在事实和情报基础上，而是根据日本版“天人感应”学说做出的先知式推测。
佛教从中国传到日本后，在日本又衍生出许多新的宗派，并逐渐为武士阶层所接受，成为抗衡宫廷贵族、服务武家统治的新型意识形态。由日莲上人所创立的“日莲宗”以中国“天台宗”为源头，以其颇具日本特色的教义与政治理念，在日本佛教发展和整个社会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元1257年，蒙古西征大军围攻巴格达，南下大军平定大理国继而转攻安南，忽必烈受蒙哥大汗之命进攻南宋鄂州城（武昌）。
同年，日本开始遭遇天灾，五谷不收，万民受难，这场天灾一直持续到公元1259年，即蒙哥大汗亲征南宋钓鱼城战死那一年。
日莲上人在第二年写成《立正安国论》，这便是那本惊世奇书。它通过宗教逻辑的推演和对日本社会矛盾的分析，预言日本将要遭受严重外患，并将之上呈给北条时赖任“执权”的镰仓幕府。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