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批判“两个凡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打算给“两个凡是”找一个“替身”。而这个“替身”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皆知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这样就不会有人反对了。他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从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找出一个同“两个凡是”相对立的原理来。“两个凡是”把毛泽东的指示当做先验的东西，无需经过实践检验。还有，“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也是先验的，不需要检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看来，“两个凡是”的要害就是否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于是，他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文章的主题。
文章从酝酿到完成，共花了半年的时间。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成型。7月底，初稿已经完成。据胡福明说，这篇文章，是他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自己选定的题目，自己形成的主题，自己提出的观点，自己寻找的材料，自己拟定的提纲，自己撰写的文章。到1977年6月至8月，写成了七八千字的文章，于9月寄给了《光明日报》。
胡福明寄去的这篇文章，共分三个部分：（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学说、理论、路线是否正确，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是真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则应予否定，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觉地根据社会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学说，证实、发展真理，修正错误；（三）天才论、“句句是真理”是唯心论，流毒很深，必须继续深入批判。
可是，文章寄出4个月后仍没有消息。直到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王强华寄来的一封信和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小样。王强华在信中说，文章已经粗略地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似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你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炼一些。”此外，文章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
胡福明却有自己的看法，在作了一番推敲之后，他认为，这样写不会有副作用。至于坚持真理标准，反对“两个凡是”，推动拨乱反正的主题，“也不宜改变”。所以，他第一次对文章“修改得很少”。为避免授人以把柄，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胡福明按照王强华的建议又作了几次修改。
3月13日，王强华致信胡福明：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联系实际较少。为了使文章更具有战斗力，“请适当增加联系实际部分”。他在信中还说，由于“四人帮”多年来靠片言只语吓唬人，使得一些人“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从概念出发，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他希望胡福明在修改文章时“考虑能否把这样意思的话写上”。〔28〕
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4）
根据王强华的建议，胡福明在修改文章时又加了一大段文字，其中提到：十年间，“四人帮”主观主义横行，他们抓住片言只语吓人，到处设置禁区，给人套上枷锁。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做工作，解决问题，既不总结实践经验，又不倾听群众意见，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不问具体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生搬硬套，明知不符合实际，也不敢从实际中引出新结论；遇到新情况下的新问题，不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翻书本、找语录，把个别词句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管是否符合当前实际，不问能否做好工作；“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用片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