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的知青因此而激动得热泪盈眶。
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文化大革命”期间共有11届毕业生，人数达1000多万。当年报名参加高考的就有590万人，其中包括工人、农民、战士、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机关、学校工作人员。设在全国各地的考场就达上万个。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一下子印出这么多试卷，确实很困难。一时间，洛阳纸贵，纸张成了严重的大问题。中共中央只得批准动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考试从11月28日开始，到12月25日结束，历时近一个月。有位记者这样写道：1977年的招生，给中央音乐学院的干部和教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招生的消息发表不几天，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考区就有一万七千人报名，出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情景。在上海，天刚透亮，考生就冒着初冬的寒冷排队等候报名，事先准备的一千五百张准考证两天就发完了，实际报考的人数突破了五千。在中央音乐学院，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来报名，校园里笑语盈盈，盛况空前。在广州、成都两个考区，报名的人每天络绎不绝。为了表达无比喜悦的心情，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白族、壮族、纳西族、锡伯族、鄂温克族、羌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的考生，还穿上节日盛装来到考场。他们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商店营业员、机关干部、教师、学生和文艺工作者。他们从云贵高原、松花江畔、海南椰林，东海渔村汇集到一起，接受祖国的挑选。他们流着激动的热泪说：“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哪有机会来报名应试啊！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了我们报考的权利”。
大量的人才汇集到一起，为学校选拔高水平的学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声乐系计划招几十人，报名人数达到五千；计划招四、五人的琵琶专业和十几个人的小提琴专业，报名的考生达1000多人；作曲系计划招收10名学生，报考人数达到1400多。素质好，有音乐才能，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成批地涌现出来，预示着音乐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前景。
中央音乐学院革委会主任赵同志，兴奋地告诉记者说：中央音乐学院创办快三十年了，像这次报考人数之多，考生质量之高是从来没有过的。老师们兴奋地把这次招生比喻为音乐人才的大检阅、大盛会，称赞这是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奇迹。〔56〕
北京市的高考于12月10日至12日进行，有近16万人参加了这场考试。北京市参加监考的一位教师颇为感慨地说：今天的考场，就是生动具体的课堂。“华主席、邓副主席这么一抓，很多学生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原来想，青年们被‘四人帮’毒害了这么多年，个别人考试答不上来，可能捣乱。没有想到，考场秩序会这样好，考生态度会这样端正。学生真的变样了。有些过去被‘四人帮’一伙骂得抬不起头来的老教师，今天看到学生这样遵守纪律，尊重老师，严肃认真地对待考试，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看到下一代这种好的表现，确实感到我国的青年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57〕
《北京日报》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考场见闻》的报道，这样描写了考试的情景：每一个考场都洋溢着节日般的气氛，既庄严，又欢快。各个考场所在学校的师生们，为了支持这次高考，前几天即整顿校容，把校舍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教室安排得整整齐齐。一九○中学校门扎着彩色牌坊，红旗迎风招展，热烈欢迎新考生。二中大门迎面，书写着大字标语：“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教学大厅里庄严醒目地书写了叶副主席的《攻关》诗。许多考场里都写着鼓励考生的标语：“早出人才，早作贡献”，“刻苦学习，又红又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