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涉及金额八个亿，中央有关部门迅速介入，刘焕章和省委被迫将负有领导责任的市委书记裘少雄和市长邵泽兴拿下马。其时，裴一弘刚刚出任平州市长，也准备搞点集资，见这阵势慌神了，找到刘焕章家里发牢骚说，宁川的集资不是叫自费改革吗？上面没资金支持，没政策倾斜，宁川的同志这才想到了银行贷一点，民间凑一点。民间凑一点曾作为改革探索的好经验，得到过您和省委的肯定啊！”刘焕章叹息说，“可宁川闹出了麻烦，中央有关部门要查，哪个顶得住啊？教训大家都汲取吧，类似的集资全要停下来，包括你们平州！”裴一弘不服，争辩说，“您和省委为什么就不能顶一顶呢？”刘焕章脸一沉，“顶什么？要顾全大局，要有牺牲精神！”又说，“裘少雄、邵泽兴倒下了，再派一批敢死队上去嘛！省委已经决定了，由白天明任宁川市委书记，赵安邦任代市长，我代表省委送他们去上任！宁川的自费改革没有错，自费改革的路还要走下去，不能因噎废食。对裘少雄、邵泽兴的组织处理是必要的，可这并不意味着我和省委变得谨小慎微了！只关心头上的乌纱帽，不愿探索也不敢探索的同志，省委要请你让路；在探索中如果出了问题，省委日后还要处理！”裴一弘说，“您和省委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刘焕章不悦地说，“你这话说得不对，马可以吃草，但不能吃地里的青苗，违规就要受罚！”
当时，省内许多干部对裘少雄、邵泽兴都很同情，认为刘焕章和省委太不讲理，翻手云覆手雨，没保护干部。裴一弘先也这样看，后来却渐渐想通了：刘焕章是一个经济大省的省委书记，不能以妇人之仁影响宁川乃至整个汉江未来的改革大局。刘焕章和当时的省委虽说对不起裘少雄、邵泽兴，却对得起历史。事实证明，白天明、赵安邦这个班子是前仆后继的班子，尽管他们也在其后又一场政治风雨中倒下了，白天明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他们拼命杀开了一条血路，让宁川走进了历史性的黎明，给宁川带来了十几年的超常规发展。今天，一个崭新的大宁川奇迹般地跃出了东方地平线，构成了汉江省最亮丽的一道改革风景线。
宁川下属六市县的私营经济也不动声色搞上去了，三年迈了三大步，支撑起了宁川经济的半壁江山。这得力于整个班子的开明思维和大胆的“迷糊”，在反和平演变的调门越唱越高、四处风声鹤唳的气氛下，宁川市委以“不作为”的表象为私营经济的成长创造了宽松环境。赵安邦、白天明和下属六市县的头头达成了一个默契：有的事只做不说，有些事只说不做，搞得民营工商业一片火爆，包括吴亚洲的亚钢联在内的不少著名民营企业，都是九十年代初从宁川起步的。
这就引起了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北京权威人士郑老视察后说，宁川的改革姓资不姓社，除了一面国旗，已经嗅不到多少社会主义的气味了！刘焕章又一次面对着既折磨灵魂又令人揪心的抉择：白天明、赵安邦被糟糕的政治形势围困了，他和汉江省委是不是该狠下心让这个正在创造奇迹的班子倒台，把他们撤下来？撤下来后又该怎么办？是否再派一批敢死队上去？据裴一弘所知，刘焕章和省委曾考虑过将他和省经委的一位副主任派上去。然而，当时形势真是看不清啊！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代表着两种不同抉择方向的政治社会力量在公然对峙，僵化保守的政治势力占着上风。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刘焕章没敢贸然行事，决定先派收容队上去。于是根据那位郑老的指示，主持召开了专题研究宁川问题的省委常委会，将赵安邦和白天明双双免职调离宁川，另行安排工作；派于华北为省委工作组组长，到宁川搞整顿，同时兼任市委代书记临时主持宁川工作。在许多人看来，赵安邦这回是真完了，他和白天明的宁川班子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连刘焕章和省委都没能保住他们，删除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