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阴也。此乃地之阴阳也。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二）治则有“反治”。在其二中提到了“正治”，还有“反治”。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处。（三）补益有哲理。在其三中，讲到两方面的药补，金代医家张以正论补，颇具哲理，别树一帜。1、他在《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一文中，从扶正祛邪的角度，按照中医五行理论，认为祛邪就是扶正，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素问》不同的“五补”：“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的观点。以“辛”为例，辛味原本入肺，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补肝”（以下均仿此）。张以正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谓“补”，实际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后世称他为“攻下派”。2、他在《补论》中，更是高论迭出：“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的补之，是则补之义也。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那么，具体如何补呢？他是这样阐述的：是热证，就用芒硝大黄一类的寒药，为了“损阳而补阴”；是寒证，就用干姜附子一类的热药，为了“损阴而补阳”。他的结论语出惊人：“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这正是张从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处。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蕴，需要细细品味，方解药文化之三昧。（四）用药讲“中和”。“中和”是儒家的哲学，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说文》云：“……事之调适者谓之和。”中和，用于药理之中，含义有三层：一是调和，以不同的因素适度配合，使之比例恰当，如厨师之烹调羹汤，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谐、均衡、统一的状态。“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是说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做到恰到好处，绝不能肯盲目附和。可见，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的古代医药家们就是这样的君子杨伯峻在《论语注释》中形象地解释“和”：“和，如五味之调合，八音之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君臣佐使之中，还有一个最佳组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麻黄汤中的几味药能达到最佳的辛温解表之效，而麻黄与细辛、羌活等辛温解表药物相配，却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原因。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还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晏子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何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意思是：君臣也是这样，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其否成全可，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