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汇报了工作，也讲了不能发报的原因。边务处决定再派一名报务员带上干电池与他同去酒泉，换回武守礼和高成兴。他们到哈密后，停留了几天。刘庆南对他说，现在国际、国内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德国法西斯蠢蠢欲动，进攻苏联；日本法西斯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清剿，对国民党诱降；国民党想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对我党我军搞摩擦，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因此，除非特别紧急的情报，不要轻易使用电台联系。刘庆南还要他和刘子青不要合营商店，要分开独自经营，以免发生问题，相互影响。
阎保禄回到酒泉后，通知武守礼和高成兴回边务处。他俩雇上骆驼回新疆了。阎在东大街开了家经营土产品的商店，和刘子青的杂货铺分家了。
1943年初，他们发现酒泉马家队伍，军纪较前更加涣散，公然在大街连偷带抢，骚扰老百姓。获得情报说，河西马家队伍将撤回青海，由中央军换防。阎保禄将得到的详细情况，电告新疆。这是他发出的最后几份情报。
马步康部离开酒泉后，他一直等待组织上的指示，但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他心急如焚，又不能擅离职守。同年七、八月间，新疆督办公署交通运输科中校科长宛思昌到达酒泉找他，带来了督办公署参谋长汪鸿藻签发的命令，命令要求撤销边务处和各地机构，驻外全部人员回新疆迪化。他将这道命令传达给刘子青和报务员，要大家做好善后工作，携电台坐宛思昌带来的汽车撤回新疆去。
阎保禄和宛思昌私下交谈，探询撤销边务处和调回人员的原因。宛思昌在新疆工作多年，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对近年来盛世才反苏*的行径很不满意，同情*人员在新疆的遭遇。他悄悄地说：“新疆出了大事。盛世才投靠了国民党，与苏联决裂了，把请来的各部门的苏联顾问、教官全部遣送回国。全疆各地的进步人士也都被抓起来了。边务处的人调回去，也有可能遭到逮捕。我看你最好先别回去，避一避再说。”阎保禄感谢他的忠告，就写了一个请病假的报告，说患病在身，不能长途跋涉，稍好后再回新疆。他把报告交给刘子青，让刘转交上级。刘子青全家和报务员一起回新疆了。
阎保禄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日夜盼望能早日回到党的怀抱，重新为党工作。1949年9月25日酒泉解放，他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立即到酒泉军事管制委员会，找到了负责人刘护平，诉说了自己的情况，要求随部队进疆。刘护平曾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坐过几年监狱，对新疆那时的情况比较了解，很同情他的遭遇，同意他随军的要求。可是，酒泉解放，百事待兴，很需要熟悉情况的干部。考虑再三，他还是留在酒泉，参加了地方工作。
和田办事处
1939年夏，新兵营和盛世才部队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结束回营不久，党代表邓发和陈潭秋分别找干部、战士谈话。谈话之后由苏联专家讲话，吉合任翻译。后又召开会议，邓发和陈潭秋讲了话，大意是：为了世界和平、世界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派你们去共产国际学习和工作，今后你们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分配，回国后不要再找我们了，见到原来认识的同志，也不要发生组织关系。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5人：施昌汉、张明敬、荀辛才、夏中庸、谢启侯、刘明让、刘武才、芦友玉、王顺志、杜发树、谭政文、孙士年、刘大礼、杨天云、任寿武等。王顺志、任寿武、刘大礼去苏后因病不能坚持学习，又提前回国了。此前，1938年春，新兵营已派刘庆南、阎保禄等十多名干部战士去共产国际学习情报业务。他们请示党代表邓发，组织关系如何转？邓发回答，组织关系不用转，共产国际知道你们都是*党员。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7）
1939年11月1日起，去苏联学习的人分两批乘飞机离开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