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又试着想抽血时，但大概不想要有个万一。一条橡皮圈牢牢扎着我的手臂好让静脉浮现，医生终于把针头插进去时——我不记得是不是原来的医生了──他说了什么我好瘦之类的，还问我早上有没有吃早餐。在那天当中我头脑最清醒的时刻，我转身面对他，给了他我所能想到最简单也最真心的答案。“医生，”我说：“我看起来像是那种没吃早餐还能出门的人吗？”
还有很多，一定还有很多很多，但我大部分都无法确定。他们在某个地方供应午餐（在同栋大楼？还是外头餐厅？），但我只记得那餐饭没人要坐在我旁边。下午，回到楼上的走道，他们终于腾出空档测量我们的身高体重。我让体重计的指针停留在轻得荒谬的数字上──一一二磅吧，我想，也或许是一一五磅。从那时候起，我从同梯人中被隔离开来。他们送我去看精神科医师，他身材矮胖、手指又肥又短，我记得当时我觉得他不像医生反而比较像摔角手。我对他没有说不说谎的问题，我已经准备好要当个圣徒，根本不想做出日后懊悔的事。医生在我们谈话时叹了一两次气，除此之外，他对我的回答或样子倒是满镇定的。我想他是这类面谈的老手，能让他心烦的状况没多少吧。至于我，对他问题的含糊不清倒是相当惊讶。他问我有没有服药，我说没有的时候，他扬扬眉头再问一遍，但第二次仍给他相同的答案后，他也没追问。随后是标准问题：肠胃蠕动情形如何？有没有梦遗？常常想到自杀吗？我尽量简明扼要地回答，不假修饰或评论。我说话时，他在一张纸上核对勾选，没抬头看我。用这样的方式谈论这么私人的问题，让我觉得有种莫名的安慰。然而，在看到页末时，他又抬眼看我，盯着我看了整整四、五秒。
“孩子，你的样子真得很糟。”他最后开口说道。
“我知道。”我说：“我状况一直不是很好。不过我觉得现在好多了。”
“你想谈谈这件事吗？”
“如果你要的话。”
“你可以从你自己的体重开始。”
“我得了流行性感冒。几个礼拜前得了那种肠胃性的感冒，一直没办法吃东西。”
“你掉了几磅？”
“不知道。四五十吧，我想。”
“两个礼拜内？”
“不，大概是两年。不过大部分是在这个夏天才掉的。”
“为什么呢？”
“钱哪，这是个原因。我的钱不够买吃的。”
“你没有工作？”
“没有。”
“有没有去找？”
“没有。”
“这你得解释一下理由，孩子。”
“这事很复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
“这让我来判断。只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不必担心别人听了会怎样。我们不赶时间。”
由于某种因素，我有股难以压抑的冲动，想把自己的故事全部说给眼前这个陌生人听。这么做其实很不恰当，但还来不及阻止自己，话已脱口而出。我觉得自己的嘴巴在动，但同时又像在听别人说话。我听见自己喋喋不休地谈论我妈、维克托舅舅、中央公园跟吴凯蒂。医生礼貌性地点头，可是显然不懂我在讲什么。我接着解释这两年来的生活情况时，看得出来他变得很不自在。这让我很沮丧，他表现得愈不懂，我就愈想跟他讲清楚。我觉得自己的人性尊严岌岌可危。他是军医也没关系，他也是人啊，没什么比跟他好好沟通更重要的。“我们的生命取决于多重偶发事件，”我试着以最简洁的方式说：“每一天我们都要跟这些冲击和意外抗争来保持平衡。两年前，为了个人和哲学上的理由，我决定不再抗争。那并不是因为我想毁了自己──你千万别这么想──而是我以为将自我放逐于这世界的混乱里，这世界就会向我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