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影子。当然，这间办公室里除了一脸期待的我们，还有一个慢条斯理的，似乎火上房也不着急的那种男性小职员。
一大早的，我就先后接到了徐冬和刘进军打来的电话，他们都是消息媒体的，天天都关注别家的报纸，反应比较迅捷，电话里他们虚心假意地对我一阵吹捧，无非是想套我顿酒喝了。而其他的哥们到现在却还没打电话给我，他们只关心自己那一摊子小众的工作，几乎不看每天的报纸，我也不怪他们。放下徐冬和刘进军的电话时，我心里还真有点沾沾自喜的自豪感，可等到做到这公安厅里，我那点自豪感就荡然无存了，却忽然觉得，自己和主任孙燕很卑鄙起来。
其实，来不来省公安厅，与不与他们合作，结果都没有什么分别。当我们同全副武装的警察开赴小镇，闯进酒店，肯定会扑个空的，酒店里那些嗅觉灵敏，满腹狐疑的家伙也都不是省油的灯，经过我们昨天的一番骚扰，他们还能老实地坐在那儿让你逮呀！但我们还必须这样做，与其说是一种扑救，还不如说是推卸责任。
不管我们怎么计划，最终目的也还是救出那些被囚禁的女孩子来，既然已注定失败了，那我们就不能把这个失败的牌牌挂在自己脖子上，否则会授人以“为了操纵新闻，不顾受害者死活”的话柄。我们在报道中模糊了惊扰恶徒的细节，来此促成省公安厅方面出面行动，也是想让这个失败的结果变得模糊起来。等意料之中的结果出来，我们的接续报道会随之而出，读者当然会有很多揣测，但他们揣测的方向恐怕就不是冲着我们了，我们也许还可以净着身子做一回虚伪的英雄。
张处长是10点整的时候，跨进办公室门的，手里也正拿着我们当天的报纸，假惺惺地和我们寒暄之后，便满面讥讽的看着我们说：“厉害呀，真是厉害，我看咱们国家有你们记者就行了，我们警察简直就是多余的！”孙燕故意装听不明白，还谦虚地反说奉承话。
对于张处长的这个态度，我也早想象到了，他们警察应该显神威的事情，却让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记者做了，不管成功与否，他们都被摆在了很被动的地位，身为警察的他心里当然会很不舒服。我想张处长此时心中正有一句话憋着呢，就是碍着面子，没直接说出来：“你们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
张处长又一本正经地向投诉的小女孩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女孩于是又哭哭啼啼地，语调和目光里满是企求。接着我便主动向他讲起了我们昨天暗访的经过，可刚说了个开头就被他制止了：“不用介绍了，报纸我都看过！”我还想说什么，却被孙燕抢了过去，她毫不遮拦地把我们暗访过程中露了破绽，惊了酒店的情况告诉了张处长。这是我和孙燕昨天夜里在报社的班车上商量好的：面对警察要实话实说。
“进屋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们，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系，你们就先登了报纸，闹了半天你们昨天已经惊动他们了，你们工作怎么这么冒失呢？！”张处长没表现出惊讶，却一脸愠怒。
“我们打算通过暗访抓住证据后再和你们联系，等一起行动之后再报道的，谁想发生了那个意外，这样一来先报道后报道也就没什么区别了，再说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报社已经通知了我们的发行机构，发往该地区的报纸，要等我们行动后再投递的！”孙燕忙赔笑解释，顿了顿她又说：“张处长，我知道我们工作的失误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但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几个身陷狼窝的女孩子，咱们不还是要解救吗？”
我们之所以勇于向警方承认错误，一来是表示我们的诚恳，有利于合作；二来我们确实也不怕什么。我们虽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但并不是不能做，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正儿八经的新闻法来约束我们，也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一个公民不能从事暗访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