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愣了。我不知道那倒下去的“不少人”到底有多少,也不知那“倒下”的惨状究竟如何,我只是本能地感到,那位可敬的外甥朋友也可能遇难了……
当我稍稍镇静下来之后,便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确凿的消息,包括发信、发电报和拜托友人等,最终的结果竟是:我的预感没有错,报纸上的消息也没有错,我那位可爱的外甥朋友,确实和一大批淘金农民一起葬身在了那冰山雪谷中……
我久久没有回过神来,一头跌倒,大病了一场。
我不仅失去了一位新结识的好友,也中断了红鸟王国那后半段的历史。我心头的痛苦难以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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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整整过了半年,我才渐渐地重新振作起来。我不能气馁、不能绝望,我深信在这个世界上,肯定还有或生或死的知情人,为那个奇迹王国留下了某种见证。于是,我又再次踏上了寻幽探微的荆棘路。
天大地大,经过无数次的碰壁和失望,我终于又获得一条珍贵的线索:我一个搞地方志的同学来信说,他在工作中偶然发现一份人物材料,与我的研究课题颇有关涉,要我去亲自看看,是否有用。我大喜过望,急忙拦车前往。
不看不要紧,一看吃一惊,我那同学所提供的那份人物材料,竟是一个名叫车万义的骆驼团老兵,“文革”中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造反派对他的审讯记录和他本人的交代材料,一共两大本。我一看“车万义”和“骆驼团”三字,心就立刻跳了起来。骆驼团自不必说,只那一家,别无分号;车万义也不陌生,红鸟国的那个车班长名字就叫“车怕万一”,按常识推理,二者显系一人,要么后者是前者的更名,要么前者只是个绰号,毋庸置疑。我为又发现一个当事人而激动不已,忙着又问此人目前的情况和这份材料的来源。我同学说,此人在“文革”中已受迫害死去,材料是由他一个堂哥保存的。据那堂哥讲,他弟弟是1965年从新疆回来的,原在骆驼团当兵,1949年解放前夕,随部起义,但尚未接受我军改编,又被叛匪劫持到沙漠里流亡多年,后又配合剿匪部队二次起义,立了功,被安排到某地工作,但他不愿工作,告病还乡了。
还乡第二年,就碰上了文革,他受不住这场严酷批斗的折磨,就上吊自尽了。这份材料是造反派撤离时,被他堂哥偷偷保存的。后拨乱反正,他堂哥就抱着这份材料四处上访,为他弟弟要求平反。但当时的人们根本看不懂那些材料的内容,也无从查考他弟弟的详细生平,再加一个农民,人已死去多年,平反不平反已无实际意义,后来便由民政部门给了点丧葬费算是了事。
最近他为编县志到民间搜集资料,无意中发现这份材料,觉得特异,便给我通个信息,看有无用处。我听了这些情况,知道再做其他访查已无必要,先把这份材料看完再说。
这一看便把我引入了一个洞天福地。那些材料已经发霉发黄,破旧不堪,有的是钢笔写的,有的是铅笔写的,辨认起来十分吃力。在那造反派审讯的口供记录中,还不时插入“住口!”“放屁!”“胡说八道!”“不老实”等等的红笔旁批;在那份自撰的交代材料中,也不时出现“沉痛反省”“罪有应得”之类的自谴字样。另外材料与材料之间,也不时出现断档和缺漏,估计原材料还不止这几份,另外还有散失。但尽管如此,我已经看出其无量价值。旁人看不懂,我能看懂。表面看,这两份材料集中交代的只是“被叛匪劫持到沙漠中的那些所作所为”,实际表现出的却恰恰是他们流落旮旯城以后的那段悲惨遭遇。其内容的丰富,故事的奇特,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苦苦追寻的,梦寐以求的红鸟王国的那后半段沧桑历史,竟然在这里得到了水落石出般的再现。我喜出望外,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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