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次是在離重慶十五英里的沙坪壩，這位信奉基督的將軍問一名團長他的傷病員都在哪兒。團長把他帶到了幾英里地以外的一個山村子裡，那裡有二十多個生病的士兵。
馮玉祥寫道：
我進去後發現這些可憐的年輕人都在發燒。他們躺在拆下來當床用的門板上，身下墊著乾草。我摸了摸他們的額頭，問他們吃過藥、喝過水沒有。這些無辜的年輕人哭了。他們說：&ldo;自打我們生病之後，沒有一個人來看過我們。我們連一口開水也喝不上。&rdo;
由於受上司的欺壓，國民黨的軍隊便反過來欺壓他們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種原因都撇在一邊，光這一點就能解釋為什麼共產黨的軍隊能最後取勝。他們讓農民覺得解放軍需要他們，並給了他們一個奮鬥的目標。一般來說，共產黨軍隊的戰士一旦穿上軍裝，就能做到不強姦、不搶劫、不欠債，並幫助農民收割糧食。這種對比是十分明顯的。
蔣介石對人民的這些疾苦不聞不問，除非有人向他提到某些具體的事例，這時他總要大發一頓脾氣。他越來越與世隔絕了。他之所以變得如此難於接近，這與他的獨斷作風和孤僻性情是有關的。
從1942年11月起四個月的時間裡，蔣介石利用蔣夫人及其姐姐和外甥女訪美這段較長的空隙，寫了一本書。這本書以絕對優先的高速度排印出來，於1943年3月10日在重慶出版。
這本題為《中國之命運》的書顯然是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的回答。
毛澤東的這本書是1940年1月發表的，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到了中國的情況之中。人們常說蔣介石的這本書是由一位以前的秘書、前任教授陶希聖捉刀代筆的，不管怎麼說此人在該書的起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這本書很可能大部分是由蔣介石口授的。不管怎麼說，蔣介石對全書的內容負完全的責任，並為它感到十分的自豪。
這本書是蔣介石對其基本政治思想的闡述，在重慶被捧為孫中山《三民主義》以來最重要的一本書。雖然當時嚴重缺紙，但這本書第一次就印了20萬本，到1943年底重印了200多次。
《中國之命運》在中國的學校和大學裡很快就成了一本必讀的書，全體軍官、公務員以及中央政治訓練學院的全體學生和國民黨青年團的全體成員都必須讀這本書。
時隔不久，蔣介石又推出一本內容短得多的書、《中國經濟學說》。同樣，這本書至少有一部分是由陶希聖代筆的，但是許多經濟方面的專業內容則出自一位姓陳的經濟專家之手。
在這兩本書里，民族主義的調子很重，其中《中國之命運》
比《中國經濟學說》更甚。蔣介石把中國的問題毫無例外地歸咎於外國列強的掠奪和不平等條約的危害。而《中國經濟學說》的主要目的則是根據孫中山的教導找出一種中國式的解決經濟問題的辦法。
圍繞這兩本書，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其中之一便是主要的捉刀人陶希聖的身份。在1934年至1937年之間，他在北京大學任中國社會史教授，還擔任過北平師範大學的講師。1928年，他給蔣介石當過一段秘書，後與汪精衛結為密友，並和他一起逃到了日本人那邊。但是，陶希聖后來和汪精衛鬧翻，帶著汪與日本人簽訂的一份秘密協定，逃到了香港。
他回重慶被看作是忠實的表現，在那裡他住在蔣介石當時的秘書陳布雷的家中，與委員長關係密切。
更奇怪的是，《中國之命運》這本書竟沒有英譯本。本來宣布譯本準備在1943年四、五月間出版。但是，幾個月甚至幾年過去了，仍不見英譯本。
最合適的解釋是，英譯本的出版計劃取消了，因為重慶方面已及時發現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