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的破产。毛心里也清楚，但就是不愿意服输认错。事实已证明他对接班人的判断是一错再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提到，1961年9月23日，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一次谈到他的接班人问题。当时蒙哥马利问他说：“你的继承人是谁？”毛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管不了。”（25）这说明当时毛对刘非常信任，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等于发布了刘将接班的信息。此后，在修改###苏共来信的第###中，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句中的毛泽东之后亲自加上了：“和刘少奇同志”，这句就修改为：“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了刘一个平起平坐的待遇。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第一次出现了毛刘两幅标准像并列的版式。此后，毛的心态逐渐发生微妙变化，恕不赘言。
还有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也折射出了毛泽东晚年的矛盾心态，他原计划“文化大革命”斗一年、批一年、改一年三年结束，结果引发天下大乱，迟迟不能收场。等到1975年，周恩来查出膀胱癌之后，他内心已经认定这个烂摊子只有邓小平出来才能收拾得了。但他又担心邓小平对“文革”秋后算账，好在邓小平比毛有灵活性，此前已上书毛表示“永不翻案”，正中毛的下怀，博得毛的信任。从而导致邓的复出，取周恩来而代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项整顿为纲之后，毛又生疑虑，1976年初，明确地指示邓主持政治局开个会，给“文化大革命”做结论，定调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实际是给邓最后一个表现机会，看邓到底站在哪一边。毛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身后——百年之后。这个事情长话短说，背景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了斯大林。万国景仰的国际共运领袖、万民欢呼的二战救星，一夜之间就被翻了个个，这件事对毛泽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使他开始过多地考虑“百年之后”。直接后果是庐山会议，间接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学者把文革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好斗的个人性格，认为不斗争不足以显示其个人权威和价值，只有天下大乱，才需要中流砥柱，“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26）这种看法，显然片面化和简单化了。但无论何种届时，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文革从一开始，就在中央高层受到了多数人的质疑。当然，邓小平更不肯接受毛关于三七开的评价，他只能婉言拒绝。他的灵活性是有底线的，让他给“文革”作三七开的结论，他坚决不干。他说，我6年赋闲，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事情由我来做不合适。由此导致邓的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邓小平，在毛去世之后，最先对毛作出了“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客观评价。邓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27）邓的意思是，正像功劳归于集体领导一样，错误也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而已。
下面就该说第三件大事“立言”了。当然，说到立言，首先是《毛泽东选集》，先是四卷，最后是五卷。毛泽东的文章，40年代就在解放区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同的解放区有不同的版本，到1949年底，党中央决定正式出版统一的《毛泽东选集》，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参加的编辑小组，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到1952年才完成前三卷，到1960年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