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政府掏钱。
曾经有一次政府想掏钱，但没有成功，就是清朝初期的时候，清兵入关，把内城的房屋全部圈占，把汉人赶到外城去住。圈占的房屋都成了公房，叫旗房，以分配的方式分给旗人住，但到后来，扛来扛去扛到乾隆皇帝那会儿就扛不下去了，盖房子修房子对政府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旗人又发生了分化，有的人必须靠典当房子生活，政府一打击，他就没法过日子了。怎么办？乾隆皇帝就把它“房改”了，向个人出售了，这样，每家每户就自己修缮了，当时规定房屋买卖只能在旗内进行。到咸丰皇帝那会儿，旗内外都可以买卖了，好比“央产房”上市，也走了这么一遭。
所以，应该通过确保住宅权利的稳定以及市场交易的公正来保持城市房屋的健康，我们中国有个词叫“源远流长”。什么是“源”？这个城市生命的“源”在哪里？就是它的细胞是要有生命力的。细胞的生命力在哪里？就是它的财产权必须是稳定的。只有这样，房主人才敢真金白银地去修他的房子，这个细胞才会有活力。“流”是什么？是一个公平交易的市场，你要我王军的房子，我们得谈判吧，你不能拿推土机来吓唬我吧？只有这样，市场才会建立对房屋产权的信心，它们才会有交易价值，才会“流水不腐”。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9）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靠老百姓自我修缮，靠市场自由交易，无需国家财政支持就能够使城市的房屋基本保持健康。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剥夺或挤占受新中国宪法保护的私有房屋的情况，而且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所以，应该落实宪法，将这些房屋完全还给合法的产权人，保障他们的权利。这样，大量的大杂院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另外，对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应该建立产权交易的谈判程序，严禁行政强制力介入。这样，老百姓对自己的家就有信心了，就敢修自己的房子了。
这样，政府只需明确四合院和胡同的修缮标准，因地制宜地改善市政基础设施条件，便可依靠广大民众的力量，实现街区及旧城的复兴，从而根本摒弃那种成片拆除的错误做法。
今天我主要就是想谈谈以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城市规划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第二，我特别想强调，交通政策和城市形态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第三，如何认识北京古城，如何评价元大都的规划。最后，危房问题应该怎么看待，怎么解决。
好，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剩下的时间我全包了。王军的《城记》不仅仅是一部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变迁的历史记录，在这份历史记录的背后，有更多的内容是需要我们细细品味和体悟的。我挑出来三段，再给大家念念，看听后会有什么感悟。
第一段：“1951年8月15日，梁思成致信周恩来总理，希望能够‘在百忙中分出一点时间给我们或中央有关部门作一个特殊的指示，以便适当地修正挽救这还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但很快，大规模的建设迫在眉睫。“梁思成陷入了复杂的心境，后来他甚至称毛泽东不懂建筑。”据原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口述回忆：“梁思成说：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他不懂建筑，是不能领导建筑的。针对此说，彭真讲：我们开始也是觉得自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可是后来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照你所说，毛主席在军事上也不能说是内行，他不会开坦克，也当不了士兵。比如，梅兰芳他也只能唱青衣，他就唱不了花脸。可是他就可以当戏剧学院的院长。一个人不可能行行都会，但他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人。”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执政者说的话。
再看第二段，作为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吴晗怎么说：195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