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武侠文学五十周年回顾（2）
距梁羽生先生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已整整51年了，今年也是金庸涉足武侠文学界五十周年的纪念之年。半个世纪以来，新武侠文学已成中国当代文学百花园中的绚丽之花，有必要对之作一个回顾与评价。
武侠文学之源流
我们不妨来看看新旧武侠文学的出现、进化及其同异的发展历程。台湾武侠研究家叶洪生曾就“武侠”之称作了一个考证，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侠’与‘游侠’之称屡见不鲜，但并无‘武侠’一词。最早将‘武’、‘侠’二字相提并论，复加以必然之关联者，厥为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子·五蠹》篇有云：‘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所谓五蠹，乃特指学者、言论者、带剑者、串御者、工商者“五类分子”而言。其中“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即前法家为‘侠’所罗织的罪名，必欲去之而后快！”①（叶洪生著《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学林出版社，上海，页4。）他不同意钱穆在《释侠》一文中所断：“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的论见，而赞同汉学家刘若愚在《中国之侠》书中所说：“游侠并非属于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有某种阶级成分，不过是拥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将“重仁义，锄强扶弱，不求报施”列为游侠八特征之首。梁羽生先生也认为，“武侠”不在于武，而在于侠义。唐代人即认为：“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李德裕《豪侠论》） 换句话说，武侠文学作者最看重的正面人物还是有正义感之侠，而非武艺高强，但道德品行不好，为虎作伥的江湖人物，譬如金庸《书剑恩仇录》中的张召重。
自司马迁《史记》中《游侠列传》入史籍记载以来，侠士在社会中就成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它与后世的日本武士成为一个阶层又有不同，与英国等欧美国家的绿林好汉罗宾逊或西部片中剪径的、抢火车的强盗也是大有区别的。武侠者，应指那些身怀绝技，代表人间正义的义侠之士。但“武侠”这一名词并不见于中国古籍之中，反而最早出现在与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近代文学中。明治时代的小说家押川春浪（1876…1914）曾以冠以武侠之名的三部小说风行日本文坛。当时的中日之间，文化讯息传播较快，因为许多中国学人注重日本的维新成功，“武侠”之词遂传入中国。而有些中国人则也以文言文武侠小说为始作俑者，据樽本照雄等编撰的《中国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收书目，可以看出已有以武侠小说面目出现，林琴南俨然是一大家，钱基博亦为其一，他们均以文言文写作武侠小说，钱氏更与恽铁樵于1916年合编《武侠丛谈》。在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未登场前，文坛为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等霸踞，武侠小说也入于其中。
现代旧派武侠小说的异军突起
现代白话武侠小说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当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向恺然（平江不肖生）、赵焕亭等作家为代表。向恺然《江湖奇侠传》更与刚传入中国不久的电影艺术相结合，在数十年时间内拍成十八集的《火烧红莲寺》而风靡全中国。这其实是当今流行的武侠长篇电视连续剧的滥觞。武侠小说也因此鹰扬于中国现代社会，造就出一代代的作家和读者，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线。
二十年代是武侠文学由文言走向白话的嬗变的时期，它与五四新文###动中的新文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