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轩在奉天转车，前往苏俄。
进入东北的地界，他发觉时常能看到日本人，此时日本已经开始在东北实施大规模的移民计划了，这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开端。
和上海租界不同，前往上海的日本人大多是商人，以建厂经商为主。
在东北的日本人更多的是军人和普通百姓，日本想把东北三省作为军事基地，为此支持张座霖使东北三省独立。
一旦发现张座霖不听话，就在铁路上放炸药把张座霖炸死。
这就是作为棋子的悲哀。
林子轩想到以后东北的局势，心情沉重，等到进入蒙古境内，才算好一些。
他觉得自己不能老是带着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个时代，那样会陷入无休止的苦闷之中，还是要活在当下，积极的去做改变。
当火车驶进蒙古的时候，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个院子里，几名女学生正在谈话。
她们相约明天要穿厚一点的衣服，可能会挨打，穿厚了可以顶枪棍，水龙头浇。
这几名女学生都是学生会的骨干，其中就有许广评。
第二日，许广评没有直接参与游行，而是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讯的住处。
她放下手稿，准备前去和同学集合，鲁讯拦住不让她去请愿，而是留下来抄写稿子。
到了十点多的时候，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
许广评跑回学校，发现她的同学被枪打死了。
这就是三月十八日。也是鲁讯所说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这次政府对于学生的屠杀引起舆论的强烈谴责，鲁讯更是写了文章抨击政府的暴行。
大多数人都在谴责段祺睿政府。也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那些鼓动学生游行示威的师长或者前辈们是不是也要负有责任。
这人叫做陈原，他在3月27日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闲话》。
在文章里提出希望在法庭上通过法律手段来获得公正。
“这次惨案的主谋是谁，下令的是谁，行凶的是谁，他们都负有杀人的罪，一个都不能轻轻放过。我们希望即日成立特别法庭，彻底调查案情，严正地执行各罪犯应得的惩罚。”
这本来没有什么。但他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谁该为学生的死负责的问题。
段祺睿政府自然有罪，那么鼓动者呢？
他举例说女师大有位叫做杨得群的女士，来自湖南，家境不好。
杨女士在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了六七年书，节衣减食，省下了一千多块钱，到北平求学。
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都去请愿。
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
政府的卫队一放枪，杨女士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也中弹而死。
一个好好来北平求学的女子就这样死掉了，谁该负责呢？
于是。陈原认为这样激烈的请愿抗议活动就不应该让女人和孩子参加，那些鼓动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样的言论在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睿政府的声浪中显得独特而刺耳。
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猛烈的批评，这些人大多是那些鼓动者，认为陈原污蔑学生的正义行径，是帮段祺睿政府脱罪，是军阀政府的帮凶。
鲁讯同样是一位鼓动者，他曾鼓动青年走掀翻桌子、厨房放把火的决绝道路。
但是出于私情，也不想见到熟人因此吃亏。
1925年4月，他在给许广评的信中这样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