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实之人董率其事。此人并非官吏，借出之米，还补时遣何人催纳？即丰收之年，尚难还补，何况歉岁？其初将众人米穀扣出收贮，无人看守，及米石缺空，势必令司其事者赔偿，是空将众人之米弃于无用，而司事者无故为人破产赔偿也。社仓之法，仅可小邑乡村，若由官吏施行，于民无益。今硃轼复以此为请，即令伊久住山西，鼓励试行。”雍正二年，谕湖广总督杨宗仁、湖北巡抚纳齐喀、湖南巡抚魏廷珍等：“前命建社仓，本为民计。劝捐须俟年丰，如值歉岁，即予展限。一切条约，有司勿预，庶不使社仓顿成官仓。今乃令各州县应输正赋一两者，加纳社仓穀一石。闻楚省穀石现价四五钱不等，是何异于一两正赋外加收四五钱火耗耶？”寻议定：凡州县官止任稽查，其劝奖捐输之法，自花红递加扁额以至八品冠带。如正副社长管理十年无过，亦以八品冠带给之。其收息之法，凡借本穀一石，冬间收息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祗收本穀。至十年后，息倍于本，祗以加一行息。
三年，从江苏巡抚何天培请，止颁行社仓五事：一，赈贷均预造排门册存案；一，正副社长外，再举一殷实者总司其事；一，州县官不许干预出纳；一，所需纸笔，必劝募乐输，或官拨罚项充用；一，积穀既多，应于夏秋之交，减价平粜，秋收后照时价买补。
五年，因湖广社仓亏空，谕：“迩年督抚办社仓最力者，惟湖广总督杨宗仁。今据福敏盘查，始知原报甚多，而现贮无几。朕思举行此法实难。我圣祖仁皇帝深知之，是以李光地奏请而未允，张伯行暂行而即罢。盖在富民无藉乎仓，则输纳不前，而贫者又无馀粟可纳。至于州县官，实心者岂可多得？湖广亏缺之数，倘系州县私用，必严追赔补，或民间原未交仓，或交仓之数与原报多寡不符，若令照数完纳，恐力未敷，须斟酌办理。”六年，世宗谕曰：“前岳锺琪请于通省加二火耗内应行裁减每两五分之数，且暂徵收，发民买穀，分贮社仓，俟数足即行裁减，是以暂收耗羡之中，隐寓劝输之法，实则应行斟酌之耗羡，即小民切己之赀财，而代民买贮之仓储，即小民自捐之积贮。乃陕省官员以为收贮在官，即是官物，而胥吏司其出纳者，遂有勒买勒借之弊。今特晓示，镌石颁布，傥地方官有如前者，以挠扰国政、贻误民生治罪。”
乾隆四年，户部议准陕西巡抚张楷奏定社仓事例：一，社长三年更换；一，春借时酌留一半，以防秋歉；一，限每年清还；一，将借户穀数姓名晓示；一，令地方官稽查交代分赔。五年，议定陕、甘社穀凡系民间者，听自择仓正、副管理。其系加二耗粮内留五分为社粮者，责成地方官经理，入于交代。自是之后，州县官视同官物，凡遇出借，层递具详，虽属青黄不接，而上司批行未到，小民无由借领。此后应请令州县于每年封印后，酌定借期，一面通详，一面出借，其期按耕种迟早以为先后。得旨允行。
十八年，直隶总督方观承疏言：“义仓始于隋长孙平，至宋硃子而规画详备。虽以社为名，实与义同例。其要在地近其人，人习其事，官之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专为备，不若乡之多为备，故贮于乡而不贮于城。今使诸有司于四乡酌设，粟黍从便，并选择仓正、副管理，不使胥吏干预。现据报捐穀数共二十八万五千三百馀石，合百四十四州县卫所，共村庄三万五千二百一十，为仓千有五。”帝嘉之。三十七年，户部议准，社仓仍令官经理出纳。
嘉庆四年，又议准社义各仓出纳，由正、副长经理，止呈官立案。道光五年，安徽巡抚陶澍疏言：“义仓苟欲鲜弊，惟有秋收后听民间量力输捐，自择老成者管理，不减粜，不出易，不借贷，专意存贮，以待放赈。”如所议行。其后军兴，各省皆废。同治六年，特谕兴复。光绪中，惟陕西巡抚冯誉骥所筹建者千六百馀所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