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地喊着，“我那时……即前天就对你说过，你可能真的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
响起了一阵有克制的笑声，有两三个人笑得比别人响。
“凯勒尔先生，刚才您所说的这一事实相当宝贵，”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接过话茬说，“然而，根据最确切的材料，我有充分的权利肯定，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虽然无疑十分清楚自己出生的时间，但是却根本不了解帕夫利谢夫先生曾经在国外耽过而且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只是短期回国这一情况。此外，当时他去国外这件事本身也十分平常，因此在二十多年以后连跟帕夫利谢夫很熟的人也不记得这一点，更不用说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了，因为他那时还未出世。当然，现在要进行查询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我应该承认，我所得到的查询结果完全是很偶然搞来的，而且本来很可能搞不到；因此，对于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甚至对于切巴罗夫来说，假如他们想要查询，那么这种查询也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要……”
“请问，伊沃尔京先生，”突然伊波利特气乎乎地打断他说，“说这一大堆废话（请原谅）干什么？现在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我们也愿意相信主要的事实，何必还要把这令人难受和使人委屈的无聊事继续拖延下去呢？也许，您是想炫耀您调查手段之机灵，想在我们面前和公爵面前显示出您是多好的侦民包打听？或者因为布尔多夫斯基不知究竟卷进了这件事里，您打算原谅和开脱他？但是，阁下，这太胆大妄为了：布尔多夫斯基不需要您的辩解和原谅，但愿您知道这一点！他感到屈辱，他现在已够难受的了，他处境很尴尬，您应该估计到、理解到这一点……”
“够了，捷连季耶夫先生，够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总算打断了他的话；“您镇静些，别使自己发火；好像，您身体很不好吧？我很同情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愿意，我就结束、也就是说，我不得不只是扼要地告诉你们那些我确认即使是了解全部详情也不为多余的事实，”他发现大家似乎不耐烦而有所动弹，便补充说，“我只想凭证据让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知道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您的母亲之所以是唯一赢得帕夫利谢夫好感和关心的人，是因为她是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帕夫利谢夫在青春年少时爱上的那个婢女的亲妹妹，他当时爱得那么深，要不是她突然夭逝，他一定会跟她结婚的。我有证据表朋，这一完全确凿和可靠的家庭事实很少为人所知，甚至完全被遗忘了。下面我可以解释，您母亲还是个１０岁的孩子时就由帕夫利谢夫先生当作系属加以托养，给她拨出相当可观的款项作嫁妆，所有这些关心在帕夫利谢夫众多的亲属中产生了异常令人惶惶不安的传闻；他们甚至认为，他在跟自己抚养的女孩结婚，但是结果是，她按自己的意愿（我可以以最确凿的方式来证明这一点）嫁给了测地公务员布尔多夫斯基先生，那是她２０岁那年，我这里搜集了几件确切的事实可以证明，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您的父亲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得到您母亲一万五千卢布的陪嫁以后，放弃了公务投身于商业，却受了欺骗，丢掉了资本，他经不住痛苦，便开始喝酒，结果就病了，最后过早就离世了，那是他跟您母亲结婚的第八年。后来，据您母亲亲口所说，她落得非常贫困，假如没有帕夫利谢夫经常慷慨地资助，每年提供给她６００卢布，她肯定早死了。后来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