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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就是‘小狗’，大夫。上次您答应过要去拜访他的。”
他笑了，看了看神父说：“是有这么回事，上校。不知为什么我没去。”他还在看“小狗”，上下打量着他。这时候，“小狗”开口说话了。
“有个好开头，就不怕什么晚不晚的，”他说，“我很高兴跟您交个朋友。”
我发现，“小狗”在这个陌生人面前失去了平时那股锐气，讲起话来畏畏缩缩的，不像他在布道坛上那样声若洪钟、斩钉截铁。平时他宣读《布里斯托年鉴》的天气预报时，总是那么声色倶厉，咄咄逼人。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再往后就是那天夜里的事了。当时，人们苦苦哀求，要大夫去照看伤员，可他却连门也不肯开。人们这才高喊出那个可怕的判决（现在我正在阻止人们执行这个判决），又是“小狗”出面干涉，救了他一命，他才得以活到今天清晨。
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我想起了几年来一直想打听清楚的一件事。我对“小狗”说，我还要在这儿跟大夫说会儿话，请他先去找当局说说情。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问：
“告诉我，大夫，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他木呆呆地说：“什么孩子，上校？”我说：“你们俩的孩子。离开我家的时候，梅梅怀着身孕哪。”他平静地、不动声色地说：
“您说得对，上校。您瞧，我把这件事都给忘了。”
爸爸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从爸爸的眼睛里，看得出他正强压着激动的情绪。我们等了快半个小时了（现在大概是三点钟）。等的时间愈长，我就愈是担心。孩子那种忐忑不安、六神无主的表情（他好像什么都不想问），那种和他爸爸一样的无动于衷、冷若冰霜的神色，真教我担忧。我的儿子似乎就要在这个礼拜三的炽热的空气中消散得无影无踪了，就像九年前马丁从火车的窗户里挥动着手，一去不复返一样。如果孩子愈长愈像他的爸爸，我的全部心血就算白费了。我祈求上帝保佑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和普通人一样有体积、有重量、有肤色的人，但这毫无用处。只要他的血液里有他爸爸的细胞，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五年前，孩子和马丁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但自从赫诺维娃·加西亚带着六个孩子（其中有两对双胞胎）回到马孔多以后，这孩子就越来越像他爸爸了。赫诺维娃发胖了，也老多了，眼睛周围出现了几条青筋，原先光润洁白的脸显得有些腌臜。那群小雏鸡穿着白鞋，衬衫上镶着蝉翼纱的花边儿，围着她叽叽喳喳，欢蹦乱跳，她感到很幸福。我知道，赫诺维娃是和一个木偶剧团的导演私奔的。看到她的孩子，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厌恶。孩子们活动起来直胳臂直腿的，好像被一个总开关操纵着。六个孩子个头都很小，一个个吵吵闹闹的，鞋子、衣服上的花边也是一个式样。赫诺维娃的身上挂着不少城里人的饰品，在这样一个淹没在尘埃中的败落小镇上，她那杂乱无章的幸福让我感到悲哀。她装出很幸福的样子，一再抱怨这里的生活条件太差，据她说，在木偶剧团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然而，她的一举一动中却蕴含着某种苦涩，教人看了觉得滑稽。
一见到她，我就想起昔日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