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简直是习惯性地不敢去触及新问题、研究新问题，不敢去答复群众中提出的问题，总是绕开问题走，对上级的指示、文件只是逐字逐句地照抄照搬”，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去做好工作，相反的，常常逆着群众的情绪行事。他们不拿实践作标准，而是“上级或自己需要什么，就依此做判断、下结论。”作者还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有些同志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责难：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需要再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尺度”。可见，“你们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要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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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罗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4）
针对“砍旗”的说法，作者在文章中明确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一切曾经企图砍倒它的狂人包括林彪、“四人帮”在内，一个一个都自己倒下去了。“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那样没有信心呢？如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像这些同志所设想的那样虚弱，那样害怕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害怕实践、害怕砍倒，那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决不是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84〕
从文章所论述的内容来看，虽然没有直接提“两个凡是”，实际上却严厉批评了“凡是派”的观点，有力地回击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责。从文章的语气来看，它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具有争论的意味。正因为如此，文章发表后产生的影响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位亲历者的评价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他说：这篇文章在进一步论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原理之后，“集中剖析若干糊涂思想，批驳各种谬论，令人拍案叫绝。”他认为，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85〕
然而，另一位当事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篇文章虽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它毕竟是在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发表的，所以，它的轰动效应“显然就受到了影响”。但它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对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86〕
由于文章是针对当时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写的，它的发表肯定会冒一定的风险。对于这一点，罗瑞卿早已预料到了。7月18日，他到联邦德国治病。临行前，他对前来送行的《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87〕
关于罗瑞卿不怕“打板子”的事，好几位当事人都提起过。胡绩伟回忆说，罗瑞卿去联邦德国之前，还特意打电话给我们说，这篇文章如果打板子，他愿先挨五大板。〔88〕
吴江在《十年的路》一书中说，文章发表后不久，罗瑞卿出国治病，临行时还留下一句话，说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话，他愿意领受40大板。作者还动情地说，这位文武兼备的将军，在这场结局尚未明朗的斗争中所给予我们的支持，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关于罗瑞卿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罗瑞卿的夫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有过叙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他恢复工作，任军委秘书长的短短一年里，他又冒着风险，积极支持邓小平、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正确立场。在他临出国治病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