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滚他妈的蛋！”
“对联”和歌曲的广泛流传，把“红五类”倡导的血统论推向极端，不仅是“黑五类”狗崽子们整日胆颤心惊，广大非红五类子女也不敢吭声，心存忧虑。
我们学校第一批同学到北京串联时，刚下火车，就在站台上被西城红卫兵纠察队拦住。纠察队员们喊着口号，“只准红五类造反，不准狗崽子翻天！”手持宽边军用皮带，凶神恶煞地逐个盘问，是红五类的可以出站，不是红五类的立即转身回去，不得延误，否则宽边军用皮带侍侯。吓得那些非红五类同学屁滚尿流，哭丧着脸返回南昌。一时间，*笼罩大地。毛泽东指明的斗争大方向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非红五类群众。当“黑五类”们被揪斗变成死老虎之后，各单位开始揪斗走资派，我们的校长陈永生也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高帽子游斗，学校行政因此瘫痪，成无政府状态。
猖狂一时的血统论很快在社会上就遭到批判，西城红卫兵纠察队也被定为“”分子而被取缔。广大非红五类子女终于舒了一口气，可以走南闯北参加大串联了。于是，我和服装班的几个同学相约，一起登上了拥挤的列车，开始了我的第二次串联。
人生难安
人生难安
半个月前，文艺部几位老同事为欢送曾副台长光荣退休相约准备在酒店设宴，曾副台长闻讯欣然表示愿偕夫人前来，并提议最好到安安酒店。
二十多年前曾副台长也和我们一样在文艺部任编辑，以后他从科长提为部主任，又从台长助理升为副台长，辛辛苦苦一步一个台阶，终于年满六旬，即使他还想上台阶也不让他上了。
那天晚上曾副台长携夫人走进安安酒店安康厅包房，尚未入席，有人便递上一个纸包算是见面礼。拆开包装一看，露出一个十二寸的镜框，镜框内有一张文艺部人员的合影。二十多年前的一张老照片，经过翻拍处理居然还是那样清晰。望着当年青春的面影，众人感慨时光如白驹过隙。
曾副台长曾任广告部主任，曾分管广告经菅多年，按比例提成，他这么多年计划外收入相当可观，累计起来至少也有好几百万。但他为人低调，从不以富人或成功者自居，仍然保持着一颗平常心，谦虚做人谨慎处事，人缘很好。席间，几位老同事争先恐后地频频举杯敬酒，衷心祝愿曾副台长夫妇俩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在这种动情的场合，在知根知底的老同事面前，曾副台长自然不需要说一套言不由衷的话。他语重心长地说：“今天我为什么要提议到安安酒店来，不是因为这里的环境特别美，不是因为这里的菜肴特别好，而是冲着安安这两个字。人世间什么最重要，不是金钱财富，不是名誉地位，而是安全安康，外部环境安全，内在身体安康，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珍贵。”
曾副台长说这番话事出有因。几天前他到肿瘤医院去看望一位病友，在楼道上碰到己退休的广电厅李厅长，李厅长在医院陪护身患绝症的爱人，平日并无私交的两个人此时此地见面，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又无从开口，握着的手不肯放开。最后李厅长眼含泪水哽咽着说：“庆洪啊，我们都要保重身体！”这是相处多年来李厅长第一次喊曾副台长时不带姓只喊名，这一声呼喊让曾副台长耿耿于怀，感触良多。以至他将此事复述给我们听时，神情仍黯然。
喝完两杯啤酒，曾副台长的话便更多了。他给我们讲述了几年前的一次经历，那次他和夫人及两个儿子自驾车前往四川，四川是他的老家，多年未回，亲人见面，分外亲切。在家乡快快乐乐地住了几天，曾副台长决定开车去九寨沟旅游，游览完毕，一家人乘兴而归。就在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他和夫人都流血不止，幸亏抢救及时才得以脱险。“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