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锦衣卫的小旗竟然有如此霸道？但不关自己家的事情，谁敢出来瞎搀和？只有兵部尚书余大成是逃不脱的，本来五城兵马司就是归兵部管辖！五城兵马司的坐堂又是自己的亲侄儿于炳良，他不得不带着于炳良，赶紧找到了袁可立和钱龙锡，还有帝师徐光启！这三人都是四朝老臣，加上他余大成平时做人不差，是以将这些大佬一并请出！希望能够为侄儿说点话，最好不要波及自己的侄儿！
徐光启时任礼部侍郎，万历四十六年（1618）北方后金叛乱军队袭击边关，经人介绍推荐，明廷召徐光启于病中。徐光启在写给焦竑的信中写道：“国无武备，为日久矣，一朝衅起，遂不可文。启才职事皆不宜兵戎之役，而义无坐视，以负国恩与师门之教”。他不但自己力疾赴命，同时还感召别人放弃安适生活，共赴国难。至天启三年（1621）的三年多时间里，徐光启从事选兵、练兵的工作。这期间，焦竑把徐光启推荐给自己的同年登莱巡抚袁可立，徐光启在兵器方面的才干得到袁可立的充分赏识，后来二人在战略思想上都主张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只可惜在天启四年二人受到阉党的排挤而先后离职。说来也真是巧合，袁可立和徐光启是同年同月生，又是同年同月死。这时的徐光启和袁可立虽已年逾60，而保国守土的爱国忠心，昭昭可鉴，不让壮年。
万历四十七年（1619），徐光启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的新官衔督练新军。他主张“用兵之道，全在选练”，“选需实选，练需实练”。这期间他写了各种军事方面的奏疏、条令、阵法等等，后来大都由他自选编入《徐氏庖言》一书之中。但是由于财政拮据、议臣掣肘等原因，练兵计划并不顺利，徐光启也因操劳过度，于天启元年（1621）三月上疏回天津“养病”，六月辽东兵败，又奉召入京，但终因制造兵器和练兵计划不能如愿，十二月再次辞归天津。
魏忠贤阉党擅权时，为笼络人心，曾拟委任徐光启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的官职，但徐光启不肯就任，引起阉党不满，被劾，皇帝命他“冠带闲住”，于是他回到上海（1624）。在上海“闲住”期间，他进行《农政全书》的写作（1625一1628）。徐光启自编的军事论集《徐氏庖言》，也是此时刊刻出版的。天启五年（1625）阉党弹劾徐光启练兵为“孟浪无对”、“骗官盗饷”、“误国欺君”等等，《徐氏庖言》的出版正是对这些不实之词的回答。
崇祯帝即位，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官复原职。
“徐大人，我知道你平时不是有特别大的谏言是不会参合这些事情的，但今天的场面太大，不得不麻烦老兄啊！拜托了！”余大成给徐光启深深的鞠躬。
徐光启点点头，“大成兄，不用见外，前阵子老夫病了，朝廷和京师连番出大事，现如今老夫抱病也要去看一看的，不知道为什么皇帝近来的心性有些改变，虽然说是好事，但为君者处事太过操切，也是一项隐患，我跟你去！”
钱龙锡是熬不过余大成才来的，此时听见有徐光启肯出来，自然高兴不过，在官职上，徐光启虽然不如他，但在皇帝面前的分量，徐光启要比他这个内阁辅臣大的多！又有余大成说动了袁可立，四个老臣急急忙忙的去追赶圣驾。
本来余大成还想去找孙慎行，但孙慎行不在府中，也不在衙门，事情紧急，余大成只能跟三个够分量的老臣一起去找皇上！
御驾亲至！负责城防的卢象昇早就吓破了胆！虽然不认为今天自己的处事有什么过错，但皇帝亲至的压力，大如天！
赶着来的五城兵马司坐堂于炳良和还没有走的锦衣卫都督崔应元更是吓得半死！尤其是崔应元，他从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至今，还没有见过皇帝的面呢！虽然有送银子给王承恩的事情在先，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