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垛是考察考生射箭的准确性，是在规定距离内考察射箭的水平；马枪又称马射，考的是马上射箭，考察的是考生在移动过程中射箭的准确性；步射以草人为箭靶，考试成绩不但要看命中率，而且还要求射箭动作的规范；才貌主要是要求身高，“以身材六尺以上者为上，以下为次”，唐代的六尺约合后世的米，要求显然是非常的高；言语以“有神采堪统领者”为佳，至于神采的有无，那就主要是靠考官们感觉了；举重就相当于今天的举重，是对膂力的考察。
由以上考试内容可以看出，射箭和膂力是最受重视的科目。这直接影响了后人对那个时代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后世的《说唐》中，对膂力尤其看重。譬如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熊阔海等人，“力大”成了小说家最常用的赞美之词。
谏官薛谦光向武则天上疏说：“以‘武能制敌’为名目开科取士，却只考试弯弓射雕之类的雕虫小技……像当年名将吴起上战场前，手下人向他进献宝剑，吴起拒绝了。他说‘临难决疑，才是将军的本职；拿着宝剑去冲杀，那不是将军应该做的！’可见这是本末倒置。”
薛谦光紧接着列举出三国名臣诸葛亮、司马懿等人的例子，并首创了“谋将”——他们或许并不擅长弓马，却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薛谦光上疏的时间比武举开科的时间早了整整十年，足见，他并非是冲着武则天的新政策去的，而是针对当时的一种武将选拔制度去的。而武则天为什么没能够听进薛谏官的劝告，依然采取了那样的考试制度，没有资料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但不可否认的，薛谦光的上疏一定引起了当朝许多人的注意。之后几十年内，对武举的选拔条件越来越苛刻了。从那个年代的考试科目中就可以看出来。譬如公元735年设立的“智谋将帅科”，785年设立的“识洞韬略、堪任将相科”，786年开设的“军谋弘远，材任将帅科”等。
之后很长时间，人们对武举的文化课要求越来越高，武举的整体素质也随之越来越高。大魏开国后出现的《拟武举殿试策》完整地记录了大魏对武举的文化课模拟考试的内容。这套模拟考试题一共有七个问题：商汤灭夏是否运用了阴谋诡计？周武王伐纣是否符合天命？晋文公为何称‘伯’而不是称‘王’？上古出兵之前，多以‘刑’告诫将士，‘刑’的含义有何变化？《司马法》提出的原则，为什么后世难以遵用？墨子主张‘非攻’，反对战争；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其智谋何在？两汉都有羌人叛乱，西汉用安抚的方法，东汉用武力的方法，都平定了叛乱，其原因何在？
这七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答案却惊人的相似——“仁义”是治乱的根本，有德有能的君主应当学会“偃武修文”，以德服人。而武力则只是一种象征，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坚决不用。
这套理论在武举中推行，是否会受到欢迎？武举准备了一大通的兵书知识，可《司马法》这样优秀的兵书却被认为是不祥和的东西。武举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却要让他们当堂说出战争是无用的，他们的心情谁堪体味？
实际上，文武双全，一直就是古代将帅的人生追求。并且，在几千年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古代社会中，只会练武的莽汉自然是很难跻身主流社会的。关于武举的策文（文化课）考试，历代统治者持有不同意见，争来争去，无非是要不要考，考什么的问题。
源于隋，制度化于唐的科举制度，在大魏朝得到了极大的完善，虽然名门贵族仍然不少，但由科举而进身仕途的观念在大魏朝仍然深入人心。而武举则是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魏朝武举在唐朝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大魏朝，首开武举殿试之先河，形成了解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大魏武举一改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