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是想把他写到她的文章里去。”先前那位美国商人解释说，显然他喜欢她写的文章：“她会把他写到《纽约客》上去的，这下他可就出大名啦。”
毕杜尔男爵试图把大家拉回到严肃的话题上来：“单单从海防向上海增兵是不够的，法国外交部最好快点向南京提交正式的备忘录。”
“最好是各国政府联合提交照会。”毕沙司令心急如焚。就好像一旦上海变成自由市，他的那个万国军团司令部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国防部。
⑴J。Madier。
⑵Danzig，在拿破仑时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两度被划为自由市。
四十四
民国二十年七月十二日下午一时三十五分
林培文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来提审他。连续两三天，那个自称是南京中央党部调查科特派员的家伙再也不来找他。他不知这算不算自已的胜利，这是不是敌人在碰壁之后，想要改变一下审讯策略。
他感到他们逐渐放松对他的管制。他们不再绑着他，他们也让他穿上衣服，可仍旧把他扔在那个黑漆漆的储物间里。有个三十岁左右的家伙（他自己说姓郑）常来找他说话。总是拿来一大堆报纸，《申报》，《大公报》，特别指给他看几篇文章。他不相信他们告诉他的话，他觉得他们用一条虚假的线索把报纸上的文章串起来，用一种阴险的、令人愤慨的、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推理把那些不尽不实的报道连到一起，企图让他上当。
他怎会去听信敌人的谎言？一向以来，他们都在诬陷革命者。可他忍不住要去看。这正是他们的阴险之处，他认为。假如说刺杀曹振武果真会引起公债投机市场价格波动，那正好可以说明他们做得对，那恰恰说明他们打在统治阶级的要害部位。他不相信白尔路那件所谓的枪击命案会跟老顾有关，他不相信老顾会和一个妓女交往。他当然也不相信老顾会领取什么暗杀赏金，有些投机集团因此得利，那纯粹是巧合。他们只是暂时占到点便宜，不用多久我们就会跟他们算账的。
白天很热，坐在那个小黑间里尤其热。蜘蛛网和灰尘的味道让他不时打喷嚏。他想这次他大概会牺牲，即使他什么都不承认，光福煦路那件案子就足以让租界会审法院判他死刑。也许还会把他交给南京，因为他是共产党，那样的话，结果也不会差太多。可他并不害怕。他担心的是敌人会把他描绘成一个恐怖分子。敌人甚至会诬陷他，伪造一些文件，编造几份口供，把他们的行动小组描绘成犯罪帮派。他已觉察到这种迹象，他为此焦虑，他要想出办法来反击这样的阴谋。
他又被叫出储物间。外面阳光明媚。那天提审以后，陈设又做过调整。聚光灯已搬走，桌子也换成一张方的，他提审时坐的椅子放在桌边。那台电扇倒还留着，放在靠窗的墙角地上，正在转动。
姓郑的家伙让别人给他端来一杯茶，茶叶在玻璃杯里旋转。那些小特务已离开房间。他坐在椅子上，端起杯子，透过玻璃和鹅黄色的茶水望着他的对手。他再没别的办法，也可以跟敌人调皮捣蛋。
关门，转上保险，又关窗，拉窗帘。他笑着说：“林同志，我要跟你谈点革命理论问题。”
“我们不是同志，从民国十六年春天你们背叛革命起，我们就不再是同志，你们甘心做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的走狗，我们之间，注定是你死我活。”林培文希望自己的声音里有足够的冷淡，足够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