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的女大班，拥有一家开设在香港的公司。她可比你想象得要危险得多，实际上，租界警务处正在关心她本人——嗯，会不会成为某种不安全的因素。我们相信她交往的都是一些坏朋友，我们相信她正在从事一种危险的生意，如果你因为我们的利益——我们希望你同样认为那也符合你自己的利益，参与到她的生意当中去，在适当的时候把情况告诉我们，把她那些坏朋友的事情告诉我们，警务处——以及我个人，都会记住这份人情。”
他们两个人，法国人开车，中国人与小薛一起坐在后排。车子开到礼查饭店，停在门口的大雨蓬下。引擎再次发动时，法国人朝他笑笑，左手曲着两根手指，在帽檐边上俏皮地行个礼。那帽子是跟身上的雨衣配套的，向后掀在脑袋上。
“Mes couilles。”⑶
小薛轻轻咒骂，把早已熄灭的半根香烟扔进雨水里。
栅栏门关着，电梯井隆隆作响。他绕过电梯间，决定爬几层楼梯，需要活动活动腿脚。他又累又饿，九点多钟时他们去八仙桥的广东饭馆（你要吃点东西）。但他没动几下筷子。饭馆里全是警察，夜宵时间，这里全是交班的街头巡捕。
他给特蕾莎打电话时，那两个家伙盯着他，一个站在电话亭里，倚在门框上，在他后背三尺距离。另一个站在电话亭外，在他眼前，隔着玻璃窗。然后把他送到这里，客客气气，几乎像是好朋友。
薛的沾着湿泥的皮鞋木底踩在花纹地板上，咯吱咯吱，像是要从鞋底的缝隙间挤出水来。
整整一天，他的耳边都是说话的声音，即使现在，那声音仍然从礼查饭店走廊的护墙木板后面恼人地钻出来，忽而尖利，忽而讥讽，充满威胁，也不无诱惑。说服他的是这种声音本身，而不是那些短暂的恐惧。他的确有过恐惧，今天上午，当他被独自捆绑在一个空无一人的房间里，蜷缩着躺在水门汀地上，头被人塞在一个洋铁皮桶里。
⑴Route J。Frelput，今建国西路。
⑵Nansen passport，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给欧洲难民和无国籍人的类似护照的身份证件。国际联盟于一九二一年任命挪威人弗·南森博士为国联高级专员处理俄国难民问题。南森倡议召开国际会议，以便有关国家向难民颁发一种代替护照且具有国际旅行效力的身份证件，一九二二年有五十三个国家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通过关于发给俄国难民身份证的协议。该协议后来得到国联行政院承认。
⑶粗口。
六
民国二十年六月五日下午一时十五分
特蕾莎并不在乎中国人把她称作梅叶夫人。可以省掉一半音节呢。再说，那本来就不是她的东西。那是在大连，一个金发的奥地利商人留给她的。她喜欢这名字，可以帮助她忘掉过去。一个人如果不把过去忘个一干二净，她怎么活得下去？特蕾莎常对她的秘书——Yindee·陈这样说。陈英弟，买办陈把她名字的中文写给特蕾莎看。告诉她，Yindee，在暹罗语里就是心情快乐的意思。陈是英弟的五哥。那是个分支遍布香港河内西贡的大家族，英弟多次向她解释，可她从来就没搞懂过这里头的关系。
在香港，陈可以为任何东西找到合适的买家，也可以为任何买家找到想要的东西。他衣冠楚楚走进阴暗的骑楼里，推开门，爬上狭窄的木梯，伸出细嫩可亲的双手，不管对方是走私商人，是帮会打手，还是激进分子。
从陶而斐司路⑴的维也纳香肠店一出门，特蕾莎就觉得不大对劲，她几次回头，装成捋捋头发，朝对面街角扫一眼，可又没看到什么。可她就是觉得背后有双眼睛。
上午，她在同孚路⑵的裁缝店。金牙潘是她的老相识，特蕾莎向玛戈推荐说，哪怕交给他一页印得灰扑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