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叫王林德的农村文化人见证了那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他说：“那年，我已12岁，那时的情景，依稀还能记得一些，青壮年都忙于搬运家具，从阆苑到姜坑有15公里左右的路程，有三分之二都是崎岖不平的山道，大人们一天要搬两个来回，像我这样读小学五六年级的小孩，也辍学加入了搬家行列。每天挑着十几公斤板凳之类的家具来回行军搬迁走一趟，两个小肩肿得像涂了红的馒头。母亲流着泪说：乖囝，罪过了，歇会吧！最可怜的还是那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一步三回头，五步一驻足，那眼眶中溢出的老泪在无声地向人们倾诉着离别家园的无奈。有少数老人甚至任凭干部怎样劝说，也舍不得离开家。初夏时节，洪水频发，一夜之间，水就漫进了房屋，老人们逃到了楼上、屋背上，亲人们只好用木排把他们救下来，转移到安置地。即将成熟的小麦、蚕豆，来不及收割的油菜成片成片淹没了，我们移民没有太多的怨言，没有太多的骂娘，新中国刚成立，就建成了新安江水库这样的大型水电站，不容易啊！”
新安江水库移民在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国家行动，如果不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新安江水库移民也绝不会出现“大行军”。如果不再遭到三年自然灾害，新安江水库移民也绝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辛酸。
这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给新安江水库移民带来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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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份令人心酸的调查报告（1）
……在那些日子里，我曾悄悄避在山上，看到那些衣衫褴褛，妻啼子嚎的移民的痛状，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
——新安江水库工程设计组组长潘家铮
1961年5月22日，浙江省民政厅谭石冰副厅长淳安调研时，听说发生了一个生产队饿死两个人却无人知晓的事。这位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急了。
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民政厅的两位干部往饿死两人的这个生产队赶去。他们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一行三人天黑后才来到半山腰中死者所在的生产队。经过深入的家访调研，才弄清死者是修新安江水库后靠在这个生产队的两位移民，死的原因一是贫病交加，二是精神负担重。另外，老社员对移民住在他家里不满，两人思想上有严重隔阂。两位移民久病不治，一直到奄奄一息也无人过问，还是别的老社员因公来找这两位移民时才发现他们已经死了。
这件事给省民政厅领导以巨大的震动。谭石冰当时虽然不分管移民工作，但他觉得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移民政策落实了没有，移民的生活究竟怎么样的大问题。第二天返回的路上，他听到看到的都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的辛酸事。他动情了，他要用最快的速度向省委领导写出报告，以求得省委领导的支持，迅速解决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生存问题。
1961年5月30日，谭石冰把亲自起草的《后塘大队移民问题调查报告》送到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省委书记处书记霍士廉手里，谭石冰这位敢于向领导谏言的老红军在离开霍士廉书记办公室时丢下了一句话：“新安江水电站提前发了电，但积累起的问题是太多了，请霍书记关心、重视。”
谭石冰走后，霍士廉就详细看了谭石冰送的这份真切的报告，并做了批注和批示。作者从浙江省档案馆调出了近半个世纪前；一位对革命极端负责任的老红军撰写的这份反映新安江水库移民生活的报告：
我们专程访问了1959年由淳安港口安置在寿昌县新安江公社更楼管理区后塘大队的部分移民，5月24日上午，我们挨家登门拜访了几户。每到一家，左右邻居都来和我们谈三论四，议论他们眼前最关心的事情。他们集中反映：迁来时，农家具带的少得可怜，房屋、山林都未评议折价，移到寿昌后，自留地、百斤粮地又远，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