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这在当时儒家的经典中尚未如此，而这正是后来社会上‘天地君亲师‘信仰的由来，其影响尤其深远。《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亦说：诸yu修道者，务必‘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它特别强调‘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仁义不可不行。‘《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中，更把儒家的许多封建道德规范都包括进去了，它说：‘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与人父言，则慈于子；与人师言，则爱于众；与人兄言，则悌于行；与人臣言，则忠于君；与人子言，则孝于亲；与人友言，则信于交；与人妇言，则贞于夫；与人夫言，则和于室；……与奴婢言，则慎于事。‘这样，把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道德规范都讲到了，用‘忠‘、‘孝‘、‘慈‘、‘爱‘、‘惠‘、‘悌‘、‘和‘、‘贞‘、‘信‘、‘慎‘等道德规范来调整各种不同的人与人的关系，比儒家讲得更集中，更全面。
先秦儒家思想，到西汉董仲舒为之一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宗天神学以及随之而起的谶纬神学，均为道教直接所吸收，成为道教的重要渊源。如《河图纪命符》说：
‘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纪。……又人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实魂魄鬼神之属也，yu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飨食人祭醊。每到六甲穷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罪过。过大者夺人纪，小者夺人算。故求仙之人，先去三尸，恬淡无yu，神静性明，积众善，乃服药有益，乃成仙。‘这类神秘的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为后来的道教所吸收，并加以发挥。其他如‘少室山有玉膏，服即成仙‘；昆仑山为仙人集聚之所；西王母为赐授仙经、指导修道之神；黄帝原本北斗黄神，即位后即‘一道修德，唯仁是行‘，最后乘龙上天；五岳四海和人的耳、目、鼻、齿、发皆各有神；以及星象预示吉凶之说和召神劾鬼之术，如此等等，均是便于道教利用的资料。
此外，《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对道教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东汉时的《太平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家‘，而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乃是假借《周易》爻象的神秘思想来论述修仙的方法，对后世道教的影响甚大，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此后，以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来阐发道教的内外丹法的道教学者相继不绝。
道教也汲取了墨家思想。章太炎先生早就指出过：道教思想是‘本诸墨氏，源远流长。‘⒇墨子提倡尊天明鬼，这种思想显然是被道教所吸收，这方面无须多加说明。此外，墨子还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提倡自食其力和互利互助。墨子在《非乐》上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在《天志》下又反对‘不与其劳获其实‘。《太平经》亦强调‘人各自衣食其力‘，反对‘强取人物‘。墨子在《兼爱》中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在《尚贤》下又认为‘为贤之道‘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反之，他在《尚同》上说，若‘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能以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那就会使‘天下之乱，若然‘。《太平经》亦强调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利思想，主张有财物的人应当‘乐以养人‘，‘周穷救急‘。它认为天地间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中和之气‘所生，应属于社会公有，不应为私人所独占。认为‘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小）内（指帝王的私库）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尸（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又称：‘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