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阳七年初，因为太皇太后驾崩暂停的科举恢复，与丁未年的殿试一样，皇帝再次亲自到场主持，策问的题目也再次离经叛道。给出户部统计的十年间广东税赋数目，让考生总结规律并给出结论。
万历二十八年，夏秋粮税总计2600多万石，广东的官民田亩面积只占全国的2%左右，粮税不到60万石。做为唯一允许对外贸易的港口，广州市舶司全年番舶抽分居然只有7万两。
从万历二十八年到景阳三年，广东的税赋每年都差不多是这个数字，赶上天气糟糕数量少一些，风调雨顺则高一些，大差不差。
市舶司的番舶抽分干脆连天气原因也省了，低则5万高不过8万，就算加上很大一部分是实物税收，变现之后也绝超不过20万两白银。
但这种平稳的状况在景阳四年被打破了，粮税依旧如初，还稍有下滑，52万石。但番舶抽分足足翻了五倍，现银加上货值总计达到了100万两。另外商税也增长了三倍多，不过由于之前基数太小，三倍之后仍不足万两。
有没有可能当年朝贡的番邦船只比较集中，或者佛郎机人采购货物的量比较反常呢？不用猜，看看数据就明白了。
从景阳四年到景阳六年，三年里番舶抽分一年比一年高，去年已经突破了150万两。商税同样一直上扬，突破了5万两，连粮税也跟着走高，达到了80万石。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并不富裕的广东突然间成了赋税大户？会试过关的400多名贡士经过一整天冥思苦想，能给出答案的不足两成，而答案靠谱的不到十个。
当然了，贡士们就算交了白卷照样不影响成为进士。按照大明律规定，殿试是没有不及格一说的，无非就是头甲、二甲、三甲排名的区别。
两日后辛亥科状元、榜眼、探花新鲜出炉，有意思的是其中两人皆来自广东。而在二甲之中，广东、福建、广西、浙江等地的贡士数量很集中，名次还很靠前。
那为什么这些地方的贡士策问成绩普遍明显好很多呢？答案很简单，近水楼台先得月。
来自广东、福建的考生对广东这几年发生的变化不光知道可能还亲身体验过，广西和浙江的部分考生也通过不同渠道听说过。所以回答起来能抓到点脉络，不会无的放矢。
而来自其它地区的考生面对新鲜事物，既没见到过也没听说过，脑子里根本没有概念，大多数回答的都是驴唇不对马嘴。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四个字，李贽新政！
李贽是景阳三年八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的，十月抵达之后马上开始推广番薯、番麦和甘蔗种植，同时对建造榨糖厂、酿酒厂也予以鼓励。
只用了一年时间，两广地区的农业没啥起色，可对外出口金额翻了好几番，连带着广东、福建和广西东部地区的手工业也一起繁荣了起来。
去年初，当袁应泰和李如梅联袂赴任广东之后，新政铺开的速度马上加快了不少，不光让手工业更上一层楼，还把番薯和番麦不占好地、少占劳力、产量稳定的特点发挥了出来，带动农业数据也有所提升。
除了少部分官员之外，大部分地方官和百姓根本不知道新政背后站的是皇帝，甚至不知道有新政，他们只关心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谁让他们吃饱饭、挣到钱，谁就是好官。于是李贽就从胡搞乱搞的外乡人，变成了当地人交口称赞的青天老爷，绝口不再提当年的咒骂和抵制。
此时新政在广东，尤其是肇庆、广州一带属于潮流所向，从农户到商人、从地主到士绅，谁要是没挖空了心思去琢磨该怎么多种点李总督所说的经济作物、开办个工厂啥的，谁就会被人戳脊梁骨，骂成二傻子。
就算还有一部分比较保守的地主士绅工匠农户不愿意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