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的需求比较大，高龄老人和患有严重疾病的老人在生活照料方面的需求比较大。孤寡、独居老人在精神方面的需求更加强烈一些。一个人*老年之后，上述情况都有可能遇到，因此，如何安度晚年，是需要有所思想准备的。
中国从20多年前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由于该政策在城镇家庭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城镇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初现端倪，养老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起来。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会对劳动收入和利率产生影响，从而改变人们生命周期内的收入路径，并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很可能是导致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发生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养老保险制度也是影响收入路径的重要因素。在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养老金收入主要取决于基金数量和利率水平。而在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养老金收入是由中青年人的数量、他们的劳动收入和代际转移比例等因素决定的。宏观经济学中的叠代模型可以很好地再现这两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在逻辑，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对此作简单的介绍。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中，我们构建了一个旨在反映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两期叠代模型。我们发现，只要消费的跨期替代*小于1，模型中的个人最优储蓄率就将与未来劳动力数量负相关。为了检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的重要性，我们在第四部分中还采用了数值模拟方法，结果验证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于最优储蓄率的显著作用，从而为我们的解释提供了理论依据。
谈了太多的责任和义务，即使是有家庭责任感的人都会觉得很烦。每一个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都是不由自主的，由此他们也一路不由自主地背负其各种各样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人的本性是自由的，是有**的，这个**就是自我的满足。当然，人的**也分高级和低级。高级的**，如改造世界，争取荣誉；低级的，如饱暖和*等动物性要求。但是，不等于说低级的自我**就是可耻的，可有可无的，这些**也许是低级的，但是绝对不是*的，没有这些低级的**人类也许不会延续至今。
然而千百年来，中国的统治者就是用这种反人性的儒家说教来教化人民的，也正是这套说教渐渐地固化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性中，成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长期的教育使得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思想深入人心，普通民众逐渐地被培养成为自觉实行和施行道德的工具，最高的统治者可以扼杀统治阶层官员的**，高级官员可以扼杀低级官员的**，官员可以扼杀百姓的**，家族族长可以扼杀族人的**，家庭之中家长可以扼杀子女晚辈的**，丈夫可以扼杀妻子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层一层，一环一环，形成一个残酷等级制的伦理体系。
传统儒家学说强调天理，反对人欲，从家国本位出发强调人首先要服从家国利益，因而很少涉及对人的感*望、个体幸福的肯定。当然，儒家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早期的儒家，也就是先秦儒家，如孔子主要是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至孟子就讲“杀身成仁”了，即使如此，这个时候也依然保留了一点儿人本主义成分，如“食色，性也”；发展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将佛教的禁欲主义和儒学的伦理思想融合在一起，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将一切人的本能的**扼杀得干干净净，以至于看起来中国人似乎先天地就是反人性的。
许多中年人深切感到照料老年父母的困难，现代生产和生活节奏加快，劳动强度增加，社会流动性增强，直接影响了子女对父母的行孝。由于时间、精力所限，成年子女越来越感到照料老人的担子沉重。尤其是对于卧床不起老人来说，他们的子女更难以承担长期照料老人的责任。人们形容他们的生活是：“战斗的早晨”、“紧张的中午”、“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