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中，对无果等人的评价莫衷一是。有人为这这八十多人义举吟诗赞颂，也有人跳起来斥责其行为鲁莽，不敢在两军阵前堂堂正正的与李恒厮杀，反而采用如此下流手段，辱没了大宋礼仪之邦的美名。直到文天祥亲自写了祭奠无果，并以“贼未离宋境，反抗者一切手段皆为正义！”作为全文终结，儒林中争论才慢慢平息下去。
一些对元庭不满的民间力量受到鼓舞，趁势大起。一时间，两江、两浙、荆湖、两广，到处都是打着大宋或破虏军旗号的义军，就连北元统治了多年，治安最稳定的中书省各地也受到了波及。忙得监国太子金真焦头烂额，不得已，将原本聚集在建康，随时准备南下接受达春调度的八万多蒙古军再度分散往各地去灭火。导致没有友军支持，也没有援兵补充的达春部对福建的攻击越来越乏力，慢慢地，连骚扰之军都派得少了。
刺杀行动带来的震撼还不止如此，自无果战死后，很多江湖豪杰不敢再自称一个“侠”字，一些喝醉了酒便上街打架，靠一股子狠劲横行乡里的地痞流氓，更不敢以江湖人自我标榜。在世人的眼中，所谓侠客，不再是简单的“以武犯禁”，也不再是勇武有力的标志，而是代表了荆苛等人在暴政面前的抗争与不屈，代表了一个匹夫肩头对国家的责任。七百八十余年后，有为评话者重新演绎的无果等人的故事，用一句话把侠客形象概括总结，闻者皆拍案赞赏。
那句话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些都是后话，书中暂且不提。
福建大都督府，文天祥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情报。从各地细作送回来的情报中分析，针对李恒的刺杀行动，已经严重打击了北元在江南的统治。一些地方高官甚至不敢轻易出门，稍闻风吹草动就全城封锁，搜查可疑刺客。对百姓伤害最重的那些贪官，特别是北元派往地方的转运使，仓库使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其麾下狐假虎威的小吏们，甚至连离城十里的村落都不敢去收税。
但文天祥却否决了由刘子俊、何时、陈子敬等人联名提出的，对北元治下各省高官逐个进行清除的行动。民间自发的抵抗热情需要鼓励，但刺杀行动付出的成本过高，让文天祥不得不谨慎考虑。李恒遇刺后，北元随即进行的“宁错杀不错放”的疯狂反扑，几乎把敌情司潜伏在两广的细作给连根拔了个干净。所以，这种影响长远，但实际收效不明显的做法还是谨慎些为佳。杀了一个地方官员，北元会再委派一个。只要蒙古人还占据着战场主动，天下有的是经不起高官厚禄诱惑的精英。而相比这些所谓的精英，敌情司潜伏在各地默默无名的细作们显然更重要。以一命换一命的方式去硬拼，对破虏军不合算，破虏军也拼不起。
他需要更有效的办法，比如，用战场上的局部胜利来打击观望和盲从者对北元的信心。眼下随着在永安之战受伤的士兵陆续归队，从流民中招募的壮士慢慢适应了军旅，破虏军已经开始慢慢恢复元气。正是再度出击，挑拣实力弱小的对手练兵，并扩大地盘的好时候。而两广的混乱，刚好给大都督府提供了填充北元战略重心转移后，所留下武力空白的好机会。
在战场上正面角逐的同时，还有另一些高效、易行的战术可以采用。北元兵多将广，但对战争的理解上，却与文忠差了不止一个层面。
三月，伶仃洋，昏暗的星光下，二十多艘帆船分先后两个纵队，悄悄地靠近滑过了水面，幽灵般，向沉睡中的广州港靠去。
为了防备破虏军水师偷袭，前平宋副都元帅李恒可谓费尽心思。用小船和巨木在港口外如陆上建营垒般扎了一座巨大的水寨不算，还在港口外围的海岛的礁石上，修建了百余个烽火台。烽火台上，昼夜有人监视。一旦外海有警，片刻之内，所有驻扎在广州的元军都会倾巢而出。
可今天，外围的几个烽火台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