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可以看出，郭嵩焘认为，清末的问题，已经是“体制”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整个机体都**了，切掉什么部位都不解决问题。极可能，切下来的腐肉愈多，失血愈快，死的愈早。
而且，切肉的刀子，原本就是这个机体的组成部分，和机体布满同样的病菌，甲乙同体，以甲攻乙，不过交叉感染，加重病情。
整个机体不发生化学变化，也即不对整个制度进行改革，单纯做肃顺那种物理层面的加减法，没有用。
不久，肃顺就以“弃市”的悲惨结局验证了郭嵩焘的预言。
这个时候，郭嵩焘还没有想清楚如何从制度层面改革国家，只是含糊地认识到必须“崇实政”。
原时空，到了光绪元年，即1875年，郭嵩焘的思想已经成熟了。他在《条陈海防事宜》中说，单单将西方的强盛归结为船坚炮利是错误的，中国若单纯学习西洋的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适足以自弊”。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
*（未完待续。。）RT
第五十六章 驱龙入海
有意思的是，文祥的《密陈大计疏》，也是光绪元年，即1875年的事情。
汉、满各自最有洞察力的两个人，同时认识到了，中国在制度层面和西方诸强的巨大差距；而郭嵩焘还认识到了：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这一点，郭嵩焘的见地，又过于文祥了。
郭嵩焘对于关卓凡“另起炉灶”的设想，感觉犹如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从浓雾中走了出来——就是那种脑子中有隐约的形象，口中却难以名状，结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摆在了眼前的感觉。
那份痛快和惊喜，无可言语！
正是！原先的那个“制度”，既然已经腐败不堪，也不知道如何变戏法叫它焕然一新，索性完全不搭理他；在旁边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抽旧“制度”的血，慢慢地“阴干”他，等到新“制度”茁壮长大了，旧“制度”也就自然死掉了！
最紧要当然是不要叫新“制度”感染旧“制度”的病菌，大家离得如此之近，如何做成功的“隔离”？
关键有两个。
一个是用人，要分得清“新人”和“旧人”，新“制度”一定要用“新人”。
一个是新“制度”里边，要有足够的新鲜空气，保证“新人”不会“泄气”而变成“旧人”。
这方面，郭嵩焘是有切肤之痛的。
就是他赴山东烟台等地。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那一次。
郭嵩焘在当地设局抽厘，可是用人不当，他任命的厘局绅董私自增加了名目，大肆盘剥商旅，竟至发生福山县的商民怒捣厘局、打死绅董的事情，这也成为僧王和文煜攻讦他的重要口实。
这个事件，正好成为郭嵩焘品评肃顺的那段话的绝好注脚。
郭嵩焘谈及此事，长叹一声。说道：“真正是‘请君入瓮’！”
曾国藩对郭嵩焘有一个评价，是“难堪繁剧”，意思是郭嵩焘只适合出主意当高参，不适合做政务官。
这个评价，关卓凡认为，只说对了一半。
郭嵩焘有书生气是真的，可绝非没有任事之能。他不论在山东还是广东，清理积弊、整顿政务，都是立竿见影。而郭嵩焘的“问题”。也正是他不论到哪儿，总要“清理积弊、整顿政务”，也就因此得罪当时当地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