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音乐、家庭，我们的愿望和目标。所有这些，使我更严肃的思索应该怎样度过此生，特别是在处理和同龄人的关系方面。我一直承担着很多责任，可是突然之间，好像每个人都想替我分担一些。我没有那么多东西要别人替我承担，我要对自己负责。我要好好审度一下我的生活历程，然后搞清楚人们需要我的什么，我应该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谁。我还必须学会小心防备我周围的某些小人，虽然对我来说，这是件困难的事情。在我的心目中，占据最高地位的是上帝，其次就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想起一首克拉伦斯·卡特唱过的老歌，名字叫《二亩三分地》（Patches），唱的是当一个农民的父亲死后，大儿子承担起照顾农场的责任，他的妈妈告诉他，她就全靠他了。当然，我们不是农民，我也非长子，但在如此沉重的负担下，我的肩膀显得太赢弱了。由于种种原因，我总是感到，对我的亲人，对我所爱的人，我很难说出一个“不”字。有时，他们请求我做某件事情，或照顾什么，即使我担心也许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却还是一口应承下来。
我感觉到我是处在沉重的压力之下，我常常是易动感情的。压力是件可怕的事情，你不可能长时间的抑制感情。那时，因为我演了一部电影，许多人在得知了我在电影方面的新兴趣之后，便对我能把多少精力继续投入到音乐之中表示怀疑。这也许暗示了我没有选择好成立新乐队的时间，因为在局外人看来，好像我刚作出这个决定，又跑去拍电影了。其实，这正是好时候。
《谦受益》（That's What You Get for Being Polite）这首歌表达了我的想法，我意识到自己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如所有将近二十岁的大孩子一样，我的处境险恶，内心疑虑重生。我担心的是，正当我奋力向事业的顶峰攀登时，却受到上帝和世人的冷落，被这个世界淘汰掉。
我们在Epic录制的第一本专辑中，有一首甘布尔和赫夫创作的名为《梦想家》（Dreamer）的歌，它就有这样的主题。当我学唱这首歌时，我感到他们是一边读着我的思想，一边创作的。我一直就喜欢梦想，我为自己树立了很多目标。我注视着这些事情，设想做到它的可能性，然后，又希望能超越那些界限。
一九七九年，我二十一岁了，开始完全掌握自己的事业了。我父亲作为我的经理和我签订的私人合同这时到期了，虽然很艰难，我还是决定不再续签。
解雇自己的父亲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可是，我不喜欢按常规办事，把家庭和事业混为一谈，干事业就好比在走钢丝，可能干得很好，也可能干得很糟，这全取决于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但即使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要处理好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这样做改变了我和父亲的关系吗？我不知道他是否耿耿于怀，我自己当然没这么想。我明白，这是必须迈出的一步，因为那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与其说是他在为我工作，还不如说是我在为他工作。而且，在歌曲创作方面，我们的意见完全不同。他提出的想法我总是完全不同意，因为它对我不合适。我所想的是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我走了这一步，我不能不这样做。每个人或早或晚都要迈出这一步，再说，我干这行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在二十一岁，我已经是有了十五年经验的老手了。
我们渴望使我们的《命运》（Destiny）的演出和录制计划很快走上正规，但由于过多的演出和歌唱，我的嗓音嘶哑了。我们必须取消一些演出，当我作出这个决定时，没有人反对我，但我觉得是我拖了哥哥弟弟们的后腿，大家在一起干得正起劲，却又要倒退了。我们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作为调节的手段，这样可以减轻点儿我嗓子的负担。马龙代替我唱一些需要一口气唱得很长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