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弗雷德·阿斯泰尔对我说的话要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意义深远。后来，我的表演被提名到了艾米奖的名单上，可我没得到，但不要紧，弗雷德·阿斯泰尔对我说的话就是我得到的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后来，他邀请我到他家，又不断的夸了我半天，直到我羞得满脸通红。他让我给他表演了一遍《比利·金》，一步一步的，为弗雷德设计电影舞蹈动作的专家赫米斯·潘也来了，我给他们表演了太空步和其它一些舞步，他们都感兴趣极了。
这以后不久，金·凯利也来到我家拜访，他也说他喜欢我的舞蹈。这真是一次奇异的经历，那次以后，我好像已被引导进入了正式的舞蹈界一样，我感到无上光荣，我所遇到的人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最崇敬的人。
摩城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汇演以后，我的家人在报纸杂志上读到了不少关于我的文章，称我为“新的西纳特拉”，或者“埃尔维斯的再现”等等，诸如此类，这听起来很不错，但我知道这些报纸杂志都是反复无常的，这个星期他们还把你捧得高高的当宝贝，下个星期就会把你当垃圾一样扔掉。
后来，我把那件在汇演时穿过的光彩夺目的黑夹克送给了萨米·戴维斯。他跟我说，他要在舞台上模仿我，我就说：“给你，你想不想穿着它？”他高兴极了。我很爱萨米，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也是一个真正的舞台主持人，属于最好之列。
在《颤栗》以前，我就一直只戴一只手套，戴了有好几年，我觉得戴一只手套很特殊，是个很妙的主意，而两只手都戴手套太一般了，戴一只则显得与众不同，引人注目。无论怎样，我一直认为过多的考虑你的穿着是最最糟糕的，因为一个艺术家应该任其风格自然发展，不应予以修饰，你不应去想到底怎样，你应该的只是去感觉。
很长时间以来，我确实一直只戴一只手套，但一直也没有什么人注意，《颤栗》在一九八三年发行以后，它一下成了最时髦的东西。早在七十年代，我就戴着它做巡回演出，在《疯狂》的巡回演出时，我还是戴着一只手套，后来，照片还登在了《疯狂》唱片的封面上。
一只手套显得很光彩夺目，我很喜欢戴着它。有一次，很凑巧，在美国音乐奖的开幕式上，我戴了一只黑手套，那天正好是马丁·路德·金的生日。有时事情就是这么有趣。
我承认我有一种开创新潮流的爱好，但我从没想到过穿白袜子也成了时髦的事情，不久以前，穿白袜子还是一种古板守旧的事，五十年代它曾经流行过，但在六、七十年代，如果你穿了一双白袜子，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你，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也太过时了，没人考虑穿它。
但我一直穿着白袜子，从没停过。我的哥哥们总是说我是奇装异服，但我不在乎，杰梅恩很不高兴，跟我妈妈说：“妈妈，迈克尔又穿白袜子了，你难道不管管他吗？跟他谈谈吧。”他总是苦苦的抱怨着，他们都说我是个神经病，但我还是穿着我的白袜子，现在，它又流行起来了。那些白袜子一直跟杰梅恩过不去，好像也很讨厌杰梅恩，我一想到这事，心里就暗暗发笑。《颤栗》发行以后，把裤腿高高的挽在脚踝上也都成了时髦的事了。
我的态度是，时尚不允许的东西，我反而偏要去做。
我平时在家并不注意穿着。我抓着什么就穿什么，我常常一连几天都穿着睡裤，我还喜欢法兰绒的衬衫，旧的汗衫或便装，简单的衣服等。
我一出门，就要穿上惹人注目、欢快明亮、制作考究的衣服，但在家里或者录音室里，则穿什么都行。我很少佩戴首饰——差不多没有——因为它们总是碍我的事。
偶尔的，有人送给我一些珠宝首饰，情我是领了，但东西常常不知被我放到何处，有时就被偷了。杰基·格利森曾送给我一只美丽的戒指，她从手上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