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为当“总督”而追随堂吉诃德，后看无望，仍不舍离去也正为此。堂吉诃德是可笑的，但又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化身。他对于被压迫者和弱小者寄予无限的同情。从许多章节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以热情的语言歌颂自由，反对人压迫人、人奴役人。也正是通过这一典型，塞万提斯怀着悲哀的心情宣告了信仰主义的终结。这一点恰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旧的信仰解体、新的信仰（资产阶级的）尚未提出的信仰断裂时期的社会心态。
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丘·潘沙也是一个典型形象。他是作为反衬堂吉诃德先生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他的形象从反面烘托了信仰主义的衰落这一主题。堂吉诃德充满幻想，桑丘·潘沙则事事从实际出发；堂吉诃德是禁欲主义的苦行僧，而桑丘·潘沙则是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派；堂吉诃德有丰富的学识，而桑丘·潘沙是文盲；堂吉诃德瘦而高，桑丘·潘沙胖而矮。他，桑丘·潘沙是一个农民，有小私有者的缺点，然而到真正把他放在治理海岛（实际上是一个村）的位置上时，他又能够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贪污受贿。后来由于受不了贵族们的捉弄离了职。他说：“我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既没有吃亏，也没有占便宜，这是我同其他总督不同的地方。”朱光潜先生在评价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这两个人物时说：“一个是满脑子虚幻理想、持长矛来和风车搏斗，以显出骑士威风的堂吉诃德本人，另一个是要从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禄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是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日渐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堂吉诃德，而是桑丘·潘沙了。”
在创作方法上，塞万提斯善于运用典型化的语言、行动刻画主角的性格，反复运用夸张的手法强调人物的个性，大胆地把一些对立的艺术表现形式交替使用，既有发人深思的悲剧因素，也有滑稽夸张的喜剧成分。尽管小说的结构不够严密，有些细节前后矛盾，但不论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都比欧洲在此以前的小说前进了一大步，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创作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欧洲许多著名作家都对塞万提斯有很高的评价，如：
歌德：“我感到塞万提斯的小说，真是一个令人愉快又使人深受教益的宝库。”
拜伦：“《堂吉诃德》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发笑，则越使人感到难过。这位英雄是主持正义的，制伏坏人是他的惟一宗旨。正是那些美德使他发了疯。”
海涅：“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雨果：“塞万提斯的创作是如此地巧妙，可谓天衣无缝；主角与桑丘，骑着各自的牲口，浑然一体，可笑又可悲，感人至极……”
别林斯基：“在欧洲所有一切著名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和谐）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乍看似乎荒诞不经，实则隐含作者对西班牙现实深刻的理解。作者采用讽刺夸张的艺术手法，把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表达他对时代的见解。现实主义的描写在《堂吉诃德》中占主导地位，在环境描写方面，与旧骑士小说的装饰性风景描写截然不同，作者以史诗般的宏伟规模，以农村为主要舞台，出场以平民为主，人数近700多人，在这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绘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又互相联系的社会画面。作者塑造人物的方法也是虚实结合的，否定中有歌颂，荒诞中有寓意，具有强烈的艺术性。
尼日利亚著名作家奥克斯颇动感情地说：“人生在世，如果有什么必读的作品，那就是《堂吉